《作家文集﹕亞美利加隨想》

穿 越 分 界 線

馬克‧雅各布斯(Mark Jacobs)

[作家簡介]馬克‧雅各布斯的第四本著作《眾王行動》(A Handful of Kings)﹐已由西蒙與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公司出版﹐這部小說的故事發生在馬德裏。雅各布斯曾在馬德裏任美國駐西班牙大使館文化官員。羅伯特‧奧倫‧巴特勒(Robert Olen Butler)在評論此書時寫道﹕"馬克‧雅各布斯擅長以小說手法對海外美國人的生活進行探索﹐在這個素材豐贍的領域﹐無人能出其右。他的作品融入了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文學傳統﹐但又自出機杼﹐別具一格﹐令人嘆為觀止。在他迄今發表的作品中﹐《眾王行動》堪稱上上之作。"

雅各布斯以往的作品包括塔利斯曼出版社(Talisman House)於1994年出版的《西班牙人》(A Cast of Spaniards)﹑蘇荷出版社(Soho Press)分別於1997年和1999年出版的《石頭牛仔》(Stone Cowboy)和《解放小天堂》(The Liberation of Little Heaven)。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編輯C‧邁克爾‧柯蒂斯(Michael Curtis)稱《西班牙人》為"一部傑出的處女作﹐一名事業有成﹑激情洋溢和洞察政情的新人步入文壇。"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為《石頭牛仔》發表的書評寫道﹕"每隔一段時間﹐你會在意料不到的情況下邂逅這樣一部小說﹐你會因此體會到小說即有愉悅人心之功﹐又有震撼靈魂之力。" 《解放小天堂》中的短篇"鳥兒的對話之道"(How Bids Communicate)曾榮獲《艾奧瓦評論》(Iowa Review)1998年小說獎。

雅各布斯還發表了60多篇短篇小說﹐散見於各種商業和文學刊物﹐如《大西洋月刊》﹑《西南評論》(Southwest Review)﹑《南方評論》(The Southern Review)﹑《新文學》(New Letters)﹑《肯尼恩評論》(The Kenyon Review)等。雅各布斯擔任外交官期間曾被派駐土耳其﹑巴拉圭﹑波利維亞﹑西班牙及洪都拉斯等國。他還作為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在巴拉圭農村工作。雅各布斯能說流利的土耳其語和西班牙語﹐還會一些瓜拉尼語(Guarani)。

寫作往往離不開一份執著﹐簡直難舍難分。記得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我曾進入三種語言融合的夢境。夢醒時分﹐我不禁萬般欣喜﹐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剛從巴拉圭歸來。作為和平隊的志願者﹐我在巴國偏遠地區一個種植棉花的村莊工作了兩年。巴拉圭人操兩種語言﹐人人都能說西班牙語和瓜拉尼語。夢境中﹐三種語言的每一種都帶有自身的韻味﹐具有獨特的音律。夢中充滿語言轉換的樂趣﹐洋溢著在差別懸殊的現實之間從容穿梭獲得的快意。為體驗這種境界﹐我耗去一生中兩年的時光。為了動筆寫下我如何開始體驗到這一切﹐我付出了更多的執著。

使用英語無疑表明我是一個美國人﹐體現我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使用西班牙語則代表著架起一座橋﹐沿著這條路徑進入一個陌生但可知的地域。在當地有形的橋還沒有出現的年月﹐我和妻子在巴拉圭南方的巴拉那河(Parana River)搭乘渡輪﹐前往阿根廷的波薩達斯(Posdas)。在那裏﹐她給我買了一本平裝本的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詩集。這是我在美國文化之外試圖了解的第一位作家(至今我仍在嘗試)。瓜拉尼語則不同﹐具有地域性﹐散發著鄉土氣息﹐宛如一道難以穿行的灌木叢。瓜拉尼語屬於巴拉圭﹐守護著巴拉圭的神秘性。有一位參加過查科戰爭(Chaco War)的老兵﹐曾和我說起在茫茫大漠中令人驚恐萬狀的經歷﹔屋外豪雨如注﹐一名農夫無法去田地勞作﹐便與我一起品嘗巴拉圭茶Mate﹔一個無時無刻不在夢想靠張羅賽馬掙盤纏的人被我撞見﹐與我同飲一杯蔗汁威斯忌。只有這麼幾次機會﹐我才有可能貼近橫亙在我面前的那堵牆﹐牆那邊就是受瓜拉尼語保護的文化。

三種語言水乳交融只是一個夢﹐但並非出於偶然。在夢境之外﹐正是不同文化擦肩而過時吱吱嘎嘎的碰撞誘我入迷﹐催我陶醉。這或許就是我選擇外交生涯的緣由。我的筆耕之路也因此有了原始素材。遠在我去巴拉圭前的許多年間﹐這樣的體驗就已經萌芽。凡此種種﹐都始於我最初的人生經歷。

我的父親和母親來自美國兩個迥然不同的地區。母親在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的家人過著鄉村生活。他們釣魚。他們打獵。他們還擅長機修﹐擺弄拖拉機﹑除草機﹑汽車和任何帶馬達的物件。他們去消防站﹐去酒吧﹐上臺演奏鄉村音樂。他們信奉新教﹐大都寡言少語﹐對與我父親同屬一個世界的那些人心存疑慮。父親的家人則在城裏生活﹐與母親的家世有著雲泥之別。父親的家人主要在工廠做工﹐信奉天主教﹐住在尼亞加拉瀑布城(Niagra Falls)。附近的各類社區至今依然種族混雜(你可能是愛爾蘭人﹐但住在波蘭人的社區﹔你可能是黎巴嫩人﹐但與意大利人聯姻。不過無論如何﹐你知道你的歸屬﹐也知道別人來自何方)。與我母親家相比﹐我父親家的人比較健談。他們各自使用的美國方言也不盡相同。父親的家人愛講故事﹐有些確有其事﹐大部份供消遣逗樂。他們演奏的音樂節奏強勁﹐風格更無拘無束。父親心臟病發作﹐躺在尼亞加拉瀑布城紀念醫院的輪床上﹐醫護人員問他是否有過敏史﹐他回答說﹕"只對鄉村音樂過敏"。

如果說我的父母分屬不同的文化﹐未免言過其實。沙姆韋家(Shumway)和雅各布斯家(Jacobs)各有自己的生活天地﹐對於浸潤其間的習俗溢於言表﹐恪守不渝。兩家人儘管存在差異﹐仍同屬宏博開張的美國文化﹐喧騰﹐凌雜﹐沸議揚揚。然而可以說﹐正是因為看到美國生活方式這些不同的側面各有分界又相互纏繞﹐我決定投身外交﹐同時催促自己開始下筆描繪這些分界線﹐講述那些穿越分界線的人。

我們以前住在尼亞加拉瀑布城﹐但也在賓州托旺達(Towanda)我祖父母的農場度過了許多歲月。頻頻穿梭於兩地之間﹐猶如穿越一條分界線﹐其效果之一是﹐我的兄弟們和我遊刃有餘地橫跨兩種習俗﹐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成人﹐因為我們必須如此。我們學會了如何理解兩個不同的世界﹐如何說兩種不同的美國方言。我們在托旺達聽那裏的音樂﹐在當地尋找路標﹐仿佛站在十字街頭﹐但兩個家庭並沒有在這裏完全匯合。

這一切都大有裨益。從我在巴拉圭伊塔普阿省的波特雷羅亞貝波(Potrero Yapepo)生活的那兩年開始﹐我體驗了一系列有益的文化錯位。這些體驗很有輔助說明﹐因為我的自我意識得到化解﹐而且對我來說﹐也成為激發想像力的一種有效方式。在巴拉圭﹐我買了一臺小型手提打字機﹐在我還未能說當地語言的時候﹐就開始寫發生在巴國的故事。那些人的經歷離我的生活如此遙遠﹐要想像他們的生活和際遇﹐幾乎是一種狂妄得令人無法承受的嘗試﹐我自己也心知肚明。我遭遇的失敗遠遠超過我獲得的成功。不過﹐從一開始我就相信﹐想像別人的生活﹑截然不同的現實和自己不熟悉的經歷﹐不僅是可能的﹐而且還可成為一生的迷戀。我現在對此尤為癡迷。

接觸一種陌生的文化﹐有一種又一種途徑﹐其中一些充滿坎坷。試圖理解一種異域文化﹐再用文字表現出來﹐需付出極大的艱辛﹐與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為實現作品清新明快的風格時常經歷的苦痛毫無二致。康拉德曾因發表《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受到尼日利亞小說家金瓦‧阿切貝(Chinua Achebe)的痛斥﹐被冠以種族主義者的罵名。儘管很難與阿切貝爭論孰是孰非﹐但是在我看來﹐康拉德某些作品的細膩微妙之處和意蘊豐富的模糊性﹐比阿切貝願意承認的還要多。
《凱雷的回憶》(Karain: A Memory)事實上表現了另一個側面的康拉德。這篇小說藉一白人軍火走私販之口﹐講述一名馬來部落酋長的故事。這名酋長心緒複雜多變﹐時而紆尊降貴﹐慈愛仁義﹐時而高高在上﹐冷酷傲慢﹐其悠悠自如的自負神情浮現著英國式的優越感。故事情節曲折離奇﹐跌宕起伏﹐令人眼花繚亂﹐但敘事圓潤﹐起承傳合揮灑自如。故事結尾時﹐講述者將人們帶入某一個倫敦的街景﹐一眼望去似乎刻板乏味﹐但仍顯得溫馨祥和﹐昭示著英國文明高於"東方"展現的充沛想像﹑光怪陸離的場景和過份的異國情調。然而﹐《凱雷的回憶》交叉敘事﹐切換頻繁﹐使故事無法定格在那車水馬龍﹑令人喜不自禁的倫敦街頭。康拉德的敘事手法微妙地暗示﹐構造世界有這樣一種方式﹐還有另一種方式﹐在兩者之間頻頻往返﹐便可發掘體驗的真實性。讀完《凱雷的回憶》﹐讀者受到震撼﹐感到懾服﹐在完全不知不覺的狀態下陷入文化之間的對壘。

即使康拉德還沒有將一只腳踏入另一種文化﹐那麼他為何能貼身站立在另一種文化的邊緣﹐以睿智和好奇的眼光打量著那裏的形形色色﹖對康拉德了解最為透徹的評論家之一愛德華‧賽義德(Edward Said)曾談到﹐康氏充滿"失落﹑不安和陌生的感覺"﹐實乃漂泊疏離﹐"失去家園和母語"之故。康拉德罕見的經歷永遠改變了他的一生。他背井離鄉﹐失去自己的家園﹑母語和文化。此去竟成永訣。重回波蘭已不可能﹐用波蘭文寫作也毫無意義。他有水手的經歷﹐又有作家的身份﹐還幻想成為一名冒險家。他以不可思議的毅力急切地尋尋覓覓﹐終於獲得新的家園﹐掌握一種陌生的語言﹐進入異域文化的氛圍。這番努力產生的一個效果是﹐他獲得深刻的領悟﹐今天我們可能稱之為文化關聯性。有些人或許認為他對此已經近乎癡狂。

在美國﹐我們有時幾乎不經意地談到重塑自我。從發現與開拓美洲大陸之時起﹐我們的歸屬感歷來以重塑自我的可能性為主旨。從艾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到鮑勃‧迪倫(Bob Dylan)﹐這種可能性始終流淌在我們的文化之中。前者最能激發情感的散文蘊涵著清教徒當初決心建立"山巔之城"(city on a hill)的信念﹐後者一本又一本的專輯體現了不斷變中求變的精神。我們時常說我們重塑了自我﹐然而我們真實的意思是﹐我們改變了自身的某些方面﹕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居住地﹑我們的服飾﹑付賬單的方式或娛樂的方式。人們很容易淡忘的是﹐重塑通常在毀滅中誕生﹕舊的自我必須被顛覆﹐讓位於新的自我。康拉德對這一點了然於胸﹐因為他曾體驗過。他體驗過是因為出於無奈﹐並非他認為這將是有趣的思想磨礪。

和平隊與外交官生涯並不那麼貼近重塑自我的深刻體驗。每次離開美國﹐我總想到我還會回來。我學會了新的語言﹐但依然保留母語。我依然與自身的文化相連﹐與今日的技術及其帶來的喧嘩相連。相比之下﹐與之相連易﹐與之脫離難。我在母國文化之外生活了15年﹐我仍未獲得重塑。但我卻遇到其他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在其他國家生活與工作的年代﹐我曾感到失落。我曾歷經艱難﹐情緒亢奮。我時而也感到自謙﹐但經常驚訝不已。我沒有獲得重塑﹐但恰當地說﹐我想我的內心世界被拓寬了。

我寫的小說如果以我生活過的地方為場景﹐往往傾向採用幾種人物為敘事者。任何型式的遊客﹐包括那些文化尋訪者﹐對我的吸引力不大。我尋求的敘事者﹐發出的聲音需具有一定跨度﹐能展現他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與親身經歷的文化進行接觸。新聞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對我的吸引力特別大﹐因為記者通常好奇心強﹐不願循規蹈矩﹐而且無論怎樣克制﹐仍難以掩蓋自己的情緒。他們會不知疲倦地了解在某一個並非他們出產生長的地方發生的事情。為寫好一篇報導準確的新聞稿﹐他們不得不解讀文化符號。他們不會停下自己的腳步﹐但是他們停留在某一個地方的時候﹐那些僥僥者都孜孜不倦地深入了解他們所採訪的國家。 這樣的僥僥者數不勝數。

暫居海外或羈旅異鄉的人﹐還有部份外交官(自然不是全部)﹑援助人員以及傳道士﹑冒險家和間諜等等﹐都為那些鐘情於文化衝突的作家提供了合適的人物原型。說到這裏﹐不免會想起格雷厄姆‧格林不少作品對人物的塑造。對於美國作家而言﹐旅居海外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是這個混合群體中易於把握的一族﹐至少能相對容易地對他們進行刻畫﹐既抒發感同身受的情懷﹐又呈現絲絲入扣的真實﹐符合好小說的規範﹐無論其主題如何。來自美國的人物往往來自作者本來的生活天地。這些人物被置於自身原來的環境之外﹐於是一個個鮮明的形像躍然紙上。

如果人物來自故事發生的國度和文化﹐塑造這些人物則困難得多﹐甚至很可能一無所獲。格林就曾意識到﹐依靠想像把握他刻畫的非英國人有多麼艱難。格林在《權力與榮耀》(The Power and the Glory)中講述一名墨西哥警察如何追蹤一個酗酒成性的牧師。格林很坦白地說﹐這名墨西哥警察徹頭徹尾屬於虛構。這部小說需要有這樣一名張力十足﹑不拘言笑和正人君子型的警察中尉作為對立面﹐才能襯托那個蓬頭垢面﹑弱不經風而又放蕩成性的牧師。作者的墨西哥之旅並沒有發現這樣一個人物原型﹐因此只好求助於虛構。但是讀者可以發現﹐格林對結果並非完全滿意。

阿切貝和賽義德等作家曾談到﹐將一種異域文化"東方化"(orientalize)﹐以這種文化為充滿奇趣的背景刻畫屬於作家自身文化的人物是如何容易。這種情形最好的結果是﹐拿來的文化為作品抹上一層異域色調。最壞的結果是﹐如同阿切貝指責《黑暗之心》通過人物馬洛描述非洲黑人那樣﹐故事以可怕的方式使人物非人性化。

康拉德的作品早就預見了殖民時代充滿血腥的結局。但很難用一個詞充份準確地描述殖民時代結束後的世界。後殖民時代﹖當然可以。我們所居住的世界誠然處於這個時期﹐但是這個詞更多地敘述我們從哪裏來﹐不足以敘述我們向何處去。這個詞也不能恰當地描述此後人們意識的變化深度﹐例如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情形。但由於許多地方暴力頻乃﹐綿延不絕﹐人們有時為此感到沮喪﹐很難體會到這種變化。儘管如此﹐殖民主義世界觀已經消逝。那些為之搖旗吶喊的人﹐那些對其深痛惡絕的人﹐都已經消逝。其他的思潮將取而代之。

命名新的思潮或許還為時過早。我們正處於過渡階段﹐後殖民時代的標簽還需要延用一段時間。然而﹐有一些跡象令人欣慰﹐即將出現的景像將勝過我們逐漸拋在身後的歷史。就英語文學而言﹐來自非洲﹑印度﹑加勒比海地區和其他地方的作家已極大地豐富了英語文學的園地。

另外還有一個同時發生的變化不太受到注意﹐顯得不那麼重要﹐但依然值得思考。美國作家遊歷海外﹐通常依靠想像﹐設法真實描繪美國以外的人物﹐其中有巴拉圭棉田的農夫﹐有將控訴材料藏在破冰箱內的洪都拉斯人權活動人士﹐也有身帶傷痕﹑懷揣秘聞從事調查性報導的肯尼亞新聞記者﹐還有一名西班牙情報官員﹐他父親常用撲克牌為遊客表演魔術以換取煙酒。

因飛機失事遇難的美國作家和援助人員瑪麗亞‧托馬斯(Maria Thomas)生前曾塑造非洲和美國這兩種同樣複雜﹑同樣令人神往的文化中的種種人物﹐以細膩熾熱的筆觸描繪非洲人與美國人之間複雜的相互交往。托馬斯的小說彌散著將同情心與準確性熔為一爐的難以言宣的境界。格林知道他自己的作品缺少這樣的境界。其他作家也在進行同樣的嘗試。諾曼‧拉什(Norman Rush)﹑保羅‧埃格斯(Paul Eggers)和瑪妮‧米勒(Marnie Mueller)都試圖依靠想像﹐真實描述後殖民世界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

十九世紀英國評論家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曾寫道﹐為了真正欣賞屬於自身文化的文學﹐需要認識另一種文化的文學。他當時強調為理解英文而熟悉法文是如何重要。今天﹐有關認真觀察非自身文化的理念更顯得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說已構成一種挑戰。我曾在恩卡納西翁(Encarnacion)一處由肉食品市場改建的居所捧讀博爾赫斯的作品﹐但今夜我捧讀的博爾赫斯已不再是那時的博爾赫斯。值得慶幸的是﹐美國作家如果將故事場景設在自身文化之外﹐可從寫作涉及的國家的文學作品中汲取大量寫作素材。無論行旅的腳步走向何方﹐寫作之途依然離不開閱讀﹐這或許已千真萬確。

譯注﹕
毫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作家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國作家
拉爾夫‧瓦爾多‧艾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國作家
鮑勃‧迪倫(Bob Dylan)﹐1941～﹐美國歌星﹑作曲家
恩卡納西翁(Encarnacion)﹐巴拉圭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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