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寫實主義的興起
1861年至1865年工業北方與農業、進入奴隸制的南方之間的南北戰爭是美國歷史的分水嶺。戰前，理想主義者倡導人權，尤其是廢除奴隸制；戰後，美國人漸漸將進步與"白手起家"視為理想化，這是百萬富翁製造商與投機者的時代，當時達爾文的生物進化理論與"優勝劣汰"的物種被應用於社會，並且有時似乎鼓勵不道德的方法成為成功的商業大亨。
戰後商業繁榮，新的洲際鐵路系統於1869年啟用，而洲際電報於1861年開始使用，讓產業獲得了物資、市場和通信。不斷湧入的移民也提供了似乎無止盡的廉價勞工。 超過2300萬外國人—早年的德國、北歐、愛爾蘭人，以及後來愈來愈多的中歐與南歐人—於1860至1910年間來到美國。1860年，大多數美國人都住在農場或小村莊， 但到了1919年，一半的人口集中在約12個城市內。
城市化和工業化問題出現：貧困、居住擁擠、不衛生的條件下、低工資(簡稱"工資奴隸")，工作條件困難、缺乏商業限制。工會成長，而罷工為勞工人民的苦難產生全國意識，農民也看到自己掙扎於東部的"金錢利益"中。1860年至1914年，美國從一塊小型、農業殖民地轉變為龐大、現代化的工業國家。1860年的債務人到了1914年，已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已成為世界主要強國。
隨著工業成長，隔閡也日漸增長。此時期兩位最偉大的小說家—馬克吐溫、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則有不同看法。吐溫在他界定的神話中，認為南部和西部為鄉村與邊境美國的心臟地帶；詹姆斯回顧歐洲以評估新大都會美國人的特性。
薩繆爾克萊門斯(Samuel Clemens)，又名馬克吐溫(Mark Twain)(1835-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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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繆爾克萊門斯,，其較為知名的筆名為馬克吐溫，他於密西西比河邊遠的密蘇里漢尼拔爾(Hannibal)小鎮長大。海明威(Hemingway)說，所有的美國文學源自於一本書，即吐溫的《頑童歷險記》(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19世紀早期的美國作家寫作往往過於華麗、多愁善感，或者賣弄—部分是因為他們仍試圖證明他們可以寫的與英國人一般優雅。吐溫的風格基礎為積極、務實、美國口語演講，賦予美國作家對於國家之聲的新評價。吐溫是第一位來自國家內部的主要作者，而他掌握了其獨特、幽默的俚語以及對迷信的破除。
對吐溫與其他19世紀末的美國作家而言，寫實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技巧：這是一個說出真相並推翻陳腐傳統的方式，所以它有深度的自由並且潛在地與社會不符。最有名的例子是他的故事《頑童歷險記》中的主人翁哈克芬(Huck Finn)，他是一個貧苦的男孩，決定追隨自己的良心並幫助黑人奴隸獲得自由，即使哈克認為這意味著他將因為違法而被詛咒下地獄。
吐溫這本1884年發表的傑作，背景設在密西西比河聖彼得堡村(St. Petersburg)。酒鬼的兒子哈克正剛被一個受敬重的家庭收養，當時他父親 醉得不省人事並威脅要殺死他。哈克擔心他的生命，哈克逃跑並捏造自己的死亡。他在逃跑當中遇到另一名被逐出的奴隸吉姆(Jim)，其主人華森小姐(Miss Watson)想將他出賣給更南部更為嚴厲的奴隸制度，哈克和吉姆乘坐木筏跨越宏偉的密西西比河，但被汽船給擊沉，他們分開，後來又再次重聚。他們經歷過許多古怪與危險的岸上冒險，顯示了多樣化、繁榮、時而殘酷又不合理的社會。最後，華森小姐釋放吉姆，而一個受敬重的家庭照顧野孩子哈克。但哈克日益對文明社會感到不耐煩而計劃逃往"未成為州之地區"—印地安土地。
結局給予讀者另一個版本的經典美洲"純潔"神話：通往未開發荒原的開放道路、遠離因"文明"引起的道德腐敗，詹姆士菲尼莫庫柏的小說、華特惠特曼對這條開放道路的頌歌、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的《大熊》(The Bear)以及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的《旅途上》(On the Road)是其他的文學例子。
亨利詹姆士(Henry James)(1843-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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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詹姆士曾寫道，藝術,尤其文學藝術"創造人生、創造利息、創造重要性"。詹姆士的小說在其年代中最為自覺、複雜與艱澀。詹姆士以期"國際性的主題"著名—即天真的美國人與都會歐洲人之間的複雜關係。
詹姆士傳記作者里昂埃德爾(Leon Edel)稱詹姆士是第一，或"國際性的"階段涵蓋的作品有1877年的《美國人》(The Anerican)、 1879年的《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以及1881年的傑作《一位女士的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例如在《美國人》中，克里斯多夫紐曼(Christopher Newman)是一個天真但聰明、理想化的白手起家百萬富翁實業家，他去歐洲尋找新娘。當她因為他欠缺貴族背景而拒絕他，他本有機會報復；但他決定不這麼做，這證明了他的道德優越性。
詹姆士的第2階段屬實驗性質，在1886年的《波士頓人》(The Bostonians)中，他利用新的題材—女權主義和社會改革，在1886年的《卡薩瑪西瑪公主》(The Princess Casamassima)中使用政治陰謀題材。在第3、或"主要"階段，詹姆士回歸到國際主題，但是在描繪中加入更多複雜與心理成分。1902年複雜且幾乎為虛構的《慾望之翼》(The Wings of the Dove)、1903年的《奉使記》(The Ambassadors)(詹姆士認為是他最好的小說)以及1904年的《金碗》(The Golden Bowl)都是這一重要階段作品。如果吐溫的題材常常是虛構與現實間差距的幽默趣味，詹姆士的一貫關切的則是感之能力。詹姆士作品中，只有自我意識與他人的明確認知能夠帶來智慧與自我犧牲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