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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文學精華 浪漫主義與理智判斷 Romanticism and Reason 第八章 愛默生（1803-1882）在十九世紀中期成為首屈一指的作家，身為「先驗思想」運動的領導者，他領導了一群具有革命精神的浪漫主義者，即使成員人數不多，卻都是相當重要的人物，其中包含了愛默生親密的朋友、亨利梭羅（Henry Thoreau），也有些說法質疑梭羅的一些想法其實都來自於愛默生的幫助；愛默生受到華特惠持曼（Walt Whitman）很大的影響與鼓勵。 愛默生出生於波士頓，父親是一位論派的牧師，事實上愛默生前六個世代的人都同樣擔任神職工作；當他在哈佛大學唸書時，開始留存日誌 - 記錄自己的想法 – 終其一生他都一直保持這個習慣。他後來的許多日誌內容，都成為文章與詩作的題材。畢業之後，有一陣子他擔任一間女子學校的管理工作，但後來他又為了牧師的工作、回到哈佛唸書，在取得第二個學位之後，他擔任了幾年牧師的工作，但後來因為對於教堂宣揚的信仰有所質疑，而離開牧師的工作。 在1832年愛默生到歐洲旅行，遇見了英國重要的詩人華滋華斯（Wordsworth）、卡萊爾（Carlyle）以及柯立芝（Coleridge），與這些人結識之後，他開始深入瞭解德國的理想主義與先驗論（Transcendentalism），回到波士頓之後，他將多數的時間都花在教學上，他於1838年在哈佛大學神學院的演講中，對拘泥於形式的宗教大加撻伐，為直覺的精神體驗辯護，而這一番演說引起了反彈聲浪，使得他後來三十年都未曾再度受邀至該校演講。 愛默生與多次改革運動有關，包含廢止黑奴的運動在內；在1840年他加入了先驗論者的行列，企圖透過一本名為《日規》(The Dial )的小型雜誌，傳遞這種思想。 就他的工作來說，愛默生的想法看來激進又危險，美國的前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形容愛默生的想法為 “古怪又不切實際的幻想”，看來相當怪異；不過，對該世代的人們以及年輕一代的人來說，他算是一個解放古老傳統的推動者，也是實驗法與自我中心等思想的領導者。愛默生反對在歐洲與美國十分流行的唯物主義與道德相對論，這些說法認為世界就像是手錶中的機械裝置一樣，由上帝設定運作的方法，愛默生覺得該宗教或學說是無情又毫無情感的，他的信仰基礎在於透過直覺信念達到最終的和諧，他稱之為「超靈魂」（Over-Soul），因為他相信這種最終和諧的存在，所以愛默生視世界為和諧的、表面看來不平等、長久之後就能達到平衡；愛默生視宗教為個人靈魂與超靈魂在情感的溝通管道，他認為直覺要比理由更能幫助人們瞭解事物，人的心靈能透過直覺感受到超靈魂的存在、以及事物的絕對性，有了這些確定的知識，一個人就能相信自己、依據自己的判斷決定事物的對錯並行動。 年紀漸長、個人的想法也受到更多人認同之後，愛默生成為美國哲學與作家界的領袖，但他的頭號粉絲，卻是受到他的演說所吸引；刊載期刊文章與演說，是對他來說最自然的溝通方式，他的文章內容通常就是他之前做過的演說內容，後來連他的文字作品也多以非正式的方式書寫。 愛默生對美國文學的影響，來自於本身寫作的部分其實並不多，而在於他為其他作家營造出來的知識風氣和指導，受其影響的作家包括梭羅、惠特曼、愛密麗迪克生等人。在「美國學者」（American Scholar）這篇撰寫於1837的文章中，他鼓吹一種特殊的美國人風格，用以創造美國人的意識主體。愛默生希望美國人民相信自己、將駕馭權教給自然，這也就是他相信最好的方式；他希望大家在個人與國家兩種層面、都能做到獨立自主，最知名的說法就是「自立更生」（Self-Reliance）；他在這篇文章中以盤旋的、而非直線的方向進行演繹，也不脫離先驗的方式。他運用相當多的對照案例，特別是象徵、隱喻的方式來進行陳述，雖然他的作品有些細節很難懂，但是大的想法卻已經相當地清楚。另外，他也專注於西歐的文學，從希臘羅馬時代、到十九世紀中葉的文學都包含在內。不過，他的論述與演說中並沒有運用這些資源的影響力，而是用了一些暗示的方式、讓論述更為豐富。
梭羅(Thoreau,1817-1862) 生於靠近波士頓的村莊康考德，這也是十九世紀許多文學名家、包含愛默生的居住地；在哈佛大學畢業後，當過短時間的教師，然後到愛默生家繼續學習、成為門徒；之後他旅行了一陣子，但多數時間他都待在離家不遠的地方，相當重視家庭，寧願透過書籍遊覽世界；他常常去露營，享受戶外生活，他也是個技術優異的樵夫。 梭羅的先驗哲學與科學知識，對其喜好自然的個性有所幫助，《在梅裏馬克河上的一周》(A Week on the Concord and Merrimack Rivers)書中，寫的是關於他和弟弟一趟玩獨木舟的旅程，後來他在華爾騰湖濱搭了一間小屋，獨自住在那裏兩年、完成依據個人經歷寫成的書《華爾騰》(Walden, 1854)；他喜歡獨自居住、自己充實精神糧食，自己種植想吃的東西、錢花得很少，多數的時間都花在學習和反省上。 梭羅的寫作風格多為談話式的語調，和愛默生的期刊著作很像，所以在著作的封面多半看似不經意地放些關於他旅行的內容；但在實際上，這是經過謹慎安排的，用意在傳達梭羅的內含深意，《在梅裏馬克河上的一周》為例，將很長一段時間的經歷濃縮在七天的故事裡，每天都針對不同的主題討論，而這些每天不同主題的發展、以及每天太陽起落的循環，都是這本書精巧的架構，這本書花了梭羅十年的時間、才用他自己的錢出版。 《華爾騰》呈現的也是假性的隨意安排，梭羅將自己居住於小木屋中兩年半的經歷、濃縮在一年的故事裡，想要強調的統一主題，透過季節變化以及農作物從夏天成長到死亡、再於春天重新播種的循環，傳遞給讀者。 梭羅用華爾騰湖周遭的小小世界，作為演繹個人哲學思想與對生活觀察的工具。 在1847年梭羅因為認為政府參戰是一種不公平的行為，拒付稅款而短暫被關進康考德監牢，他拒絕賦稅的行為與個人信念一致，要用公民不服從的手段來抵制政府的行為，對此他也在《論公民的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一文中有所論述；他也對奴役制度相當不滿，是個十足的個人主義者，不相信團體行動，寧願依賴個人力量來進行社會的改善。
梅維爾(Melville,1819-1891) 生於紐約，父親經營進口生意，起初業務興隆，後來生意失敗而破產，很快地父親過世，讓梅維爾在15歲就必須離開學校，在上船擔任侍者之前，他曾在銀行工作，也當作農夫、教過書。 他在船上的經歷成為後來半自傳小說《雷得本》(Redburn, 1849)的基礎，描述一名斯文年輕人與船員共處的痛苦；該本描述一名年輕人必須面對現實、在沒有準備的狀況下與惡劣環境對抗的作品，是梅維爾極為突出的作品，雖然是以他個人的經歷為基礎，但小說中的主角是個比梅維爾自己還不經世事、更不快樂的年輕人，而那一段航海經驗也讓他愛上大海、激起他對冒險的興趣。 在1841年梅維爾搭捕鯨船阿庫什尼特號去南太平洋，也在此行中獲得後來撰寫《白鯨》(Moby Dick, 1851)的體驗；後來他在馬克薩斯島棄船潛逃，和朋友在島上碰到吃人的野人，被當地人抓起來，後來搭澳洲捕鯨船離開群島，又到了大溪地做過一陣子牧場工人，最後在一艘美國船上擔任船員回到美國。他的航海經驗被拿來作為第一本、最受歡迎的小說題材，主要已冒險故事為主。 在1850年梅維爾移居麻塞諸塞州的農場，也成為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鄰居，很快地兩人就成為相互討論作品的朋友，在他從撰寫冒險故事轉換到以哲學和象徵作品之後，受歡迎的程度卻大幅降低。從幾部複雜的小說如《白鯨》(Moby Dick, 1851)，《皮埃爾》(Pierre, 1852)、《騙子的化裝表演》(The Confidence-Man, 1857)之後，他轉而寫詩，，但因為寫作收入無法應付支出，他開始於紐約擔任海關檢查原的工作；在那兒工作了二十年退休之後，他撰寫了《畢利•伯德》(Billy Budd)這本書，一直到過世前才完成這本書，到了1920年才因為重獲文學學者注意而出版公諸於世；現在他所擁有的聲譽，不僅僅來自於他豐富的詩歌型態散文，也來自於他的哲學思想、和在象徵符號上的有效運用。 梅維爾創作出美國第一部散文體敘事詩，《白鯨》(Moby Dick, 1851)，雖然該作品是以小說形式出版，但部分內容又看似散文體的詩句，不易閱讀的原因有二：多數內容的對話是水手們常用的語言，多數的用法都是舊式的說法，該寫作技巧則是受到英國伊莉莎白女王一世時代的偉大作家所影響。 《白鯨》的情節描述善與惡之間無止盡的衝突，以及人類對於自然的漠不關心，其手法「巧妙地賦予事物人性化的性格」，梅維爾不僅運用簡單的陳述傳達出衝突的情境，也運用符號傳神地描述 – 以某個東西或某個人代表其他的人事物，名為Moby-Dick的白鯨，對梅維爾來說象徵的是大自然，因為牠和大自然一般複雜、未知又危險；但對主角阿哈伯來說，白鯨代表的就是魔鬼；其中唯一象徵善的、是在名為Pequod船上遇到的伙伴Starbuck，但他卻被魔鬼所摧毀 – 而在此書中是被追求根除惡勢力的象徵被摧毀 – 亦即Pequod船長Ahab；這個角色因為過於追求殺掉白鯨、讓自己成為殘廢，他也是梅維爾創作出最棒的角色，是一個亟欲摧毀魔鬼、最後自己也成為魔鬼的角色。
美國詩人，生於緬因州。一八三六年開始在哈佛大學講授現代語言與文學。一八三九年出版第一部詩集《夜之吟》（Voices of the Night），之後陸續有詩集問世，一時風靡大西洋兩岸，成為首位蜚聲國外的美國詩人。一八五四年辭去教職，專事創作。一八六一年，夫人不幸燒傷致死，他悲痛之餘無心創作，轉而投身但丁《神曲》的翻譯。晚年獲牛津和劍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郎費羅(1807-1882) ，生於緬因州，但成年之後多數時間生活在劍橋、位於波士頓外一個聚集許多作家的村莊；郎費羅的祖父與外祖父之中、一位是參議員，另一位則曾在美國獨立戰爭中擔任將軍、後來成為美國國會議員，因此郎費羅的家人也期許他會選擇擔任公職、也希望他接受相關的專業訓練；在他於1826年畢業於保都因大學後（納撒尼爾霍桑還是他的大學同學），郎費羅到歐洲繼續接受教育，三年後回到美國，開始教授歐洲語言，分別在保都因大學與哈佛大學任教，但他於哈佛任教18年後，因為對自己的寫作產生影響、而辭去該教職。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中，郎費羅獲得許多榮耀，包含劍橋與牛津大學的榮譽學位，去世之後，在西敏寺修道院（Westminister
Abbey）放置了郎費羅的半身像，這是第一位美國人受此殊榮。
惠特曼 (1819-1892)是美國文學的一位偉大創新者，其詩集《草葉集》(Leaves of Grass)是美國首次出現的、真正的敘事詩作品；其風格現在被稱為「自由詩」 - 也就是沒有固定韻腳等格式規定的寫作方式，惠特曼認為民主的聲音、不應該被傳統的詩作格式綁住，他對其他作家寫詩技巧的影響力在他撰寫《草葉集》時還看不太出來，但是他的風格元素已經成為許多詩作不可或缺的一環；在二十世紀，詩人已經不如卡爾山伯格（Carl Sandburg）以及講究詩韻的艾倫吉斯伯（Allen Ginsberg）那樣拘泥於規則，也都承襲了一部份惠特曼的風格。 惠特曼成長於紐約的布魯克林鎮，在當地擔任學校老師，作印刷學徒、也擔任多加不同報紙的編輯；他上學的時間不長，但自己讀了很多書，特別喜歡莎士比亞與米爾頓的作品；很奇怪的是、他與東方宗教或德國先驗論的唯一接觸，都來自於閱讀愛默生的作品，但在惠特曼的詩作中，卻頻繁地出現這些概念。 在1840年惠特曼支持傑克森的民主黨，同時在報紙專論中也支持去除奴役的論點，也因此在1848年被解職，然後他便偶爾作些木作零工以及一些奇怪的工作，也完成了一些作品 – 但都是那種常見的、不特別的作品 – 刊登於報紙上。 1848年他到達芝加哥的紐奧良以及西部偏遠地區，西部的狀況讓他印象最身，在這趟旅程中的經歷、在他的工作上帶來轉捩點，也可以說他從此開始逐漸成為一個藝術家；無論如何，不久之後他開始以全新的風格進行寫作 – 也就是讓他成名的「自由詩」風格，他在1855年出版了詩集《草葉集》，自己設定了書的型態、並以匿名方式撰寫喜愛作品評論刊登於報紙上；他也持續在選輯中增加新的詩作，重新安排、修改，直到1892年過世為止，一般認為他最棒的作品是那些在1871年之前完成的作品。
在詩集《草葉集》中多數的詩作談的都是人與大自然，不過其中也有少數談的是紐約，惠特曼對這個城市相當著迷，在內戰期間並擔任志願醫院看護，照顧傷兵。在他的詩作中，包含了理想中的一般大眾與不同的個人，他將詩人想像為英雄、救世主與先知，能夠透過傳遞真相、帶領群眾。
愛蜜麗迪克生(1830-1886)對於個人古怪、激進的作品，是否受到大眾青睞，完全不以為意，她的作品與其他作家、包含惠特曼或朗費羅在內，有很大的差異性，這說明了一個人即使單獨居住、了無新意的生活，也能創作出使人著迷的詩作。 迪克生生於麻塞諸塞州的愛摩斯特市，她的父親是一位知名律師與政治家，祖父則是一所大學的創立者；迪克生的家人情感深厚，她與姊姊都沒有結婚留在家裡，迪克生很少離開居住的愛摩斯特市，在附近的大學唸過一年書，之後最遠曾到過華盛頓旅行，也到過波士頓兩、三次，在1862年之後，她成為真正的隱居者，不離開家裡、也不見親近的朋友；她早期的信件與對年輕時候的自我敘述，呈現出她自小就是個活潑又充滿精力的女孩。她的隱居雖說可能和一段不愉快的戀情有關，但主要還是因為她的個性，希望自己能與整個世界隔離。從其作品的廣度來看，不限於她有限個人經驗的延伸，許多內容是來自於她的創造力與想像力。 在她開始寫詩時，迪克生所受的正式教育並不多，他知道莎士比亞與古典神話，對女性作家如伊莉莎白白朗寧與布朗提姊妹特別感興趣，對於愛默生、梭羅和霍森的作品也相當熟悉。雖然她不信仰家人所信守的傳統宗教，但曾經研讀過聖經，也讓她的許多詩作、在形式上十分類似聖歌。 在她生命的不同時期，迪克生有幾位老師、和指導人，第一位就是班傑明紐頓（Benjamin Newton），他是一名年輕律師，在迪克生父親的法律事務所工作，對其文學與文化品味的提昇、以及對宗教的看法，都有很大的影響；他認為紐頓是她「一位告訴她不朽為何物的朋友」。 迪克生的下一位老師查理斯衛茲伍，是一名已婚的終年神職人員，幫助迪克生累積更多智慧、並與外面的世界有所接觸；她似乎對衛茲伍有些許愛意，在衛茲伍於1862年移居舊金山時， 她便選擇與社會再度隔絕，衛茲伍可能就是她在詩作中表達愛戀的對象，當然也很可能這個對象只是文學作品中完全想像出來的角色。 迪克生在詩作上最偉大的作品出現在1860年代早期，因為她過著相當與世隔絕的生活，內戰事件對她的影響很小，在那段時間裡她將一些作品送給湯瑪斯辛吉森（Thomas Higginson）看，湯瑪斯是一位重要的評論家與作者，他對迪克生的作品印象深刻，但建議她改用傳統文法的規則來創作；但迪克生拒絕以他人的標準來修正自己的詩作，也對出版成書沒有興趣，事實上她一生中只有七篇詩作曾被印刷出版；不過，與辛吉森的接觸，仍然讓迪克生獲得與有智慧、產生共鳴的評論家接觸的機會，得以共同討論她的作品。 在迪克生晚年很少接見訪客，但會透過信件、短詩與小禮物與朋友聯繫，在她於1886年過世之後，她的家人發現超過1800篇詩作，其中許多作品終於在1890年得以出版，而愛蜜麗迪克生也因而得以和梅維爾一樣、在1920年代成為文學世界中的名人。 愛蜜麗迪克生的詩作在一夕之間成名，她的詩作都很短，其中許多作品是針對單一畫面或符號所創作的作品；但是在她的短篇抒情作品中，迪克生小姐針對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事作了論述，談論愛與愛人，是她未曾尋獲或是已經放棄的對象；她也以自然作為撰寫的主題。 她以死亡與不朽作為創作主題，她談論成功這個她自認自己無法達到的境界，也談論失敗、認為這是長年陪伴自己的經驗；這些突出的作品，讓她名列今日美國最偉大詩人之一。 她的詩作如今在全球傳佈，但其作品的措辭、結構、斷句，一直沒有完全確定，因為迪克生從未準備將詩作出版，因此誰應該幫她出版這些作品，也成為美國文學歷史上的一場角力戰；不過，在這些細節上的衝突之外，毫無疑問的是、來自麻塞諸塞州愛摩斯特市、與世隔絕的迪克生小姐，是一位充滿力量與與美麗的作家。
馬克吐溫(1835-1910) 是作家薩繆爾克萊門斯（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的筆名，被稱為「美國文學之父」，這個頭銜也許有待商榷，但吐溫將美國通俗幽默與嚴肅文學進一步整合的努力，的確要比過去任何作家都更有貢獻。 克萊門斯出生於密蘇里州的邊遠地區，四歲時全家從佛羅里達遷居密西西比河畔的漢尼伯，他在那兒建立起對河川的熱情、渴望成為一個船長，這是所有成長於河畔地區男孩的夢想，而吐溫在真正如願成為船長之後，也感到相當驕傲。
克萊門斯父親的志向是成為一名律師，也的確在治安審判工作上擔任法官的角色，但為了生活還是必須從農場和倉庫管理的工作上賺錢；他是漢尼伯一個知名人士，但仍然相當貧窮，在他去世時薩繆爾正在印刷廠作學徒；雖然在11歲薩繆爾就被迫終止學校的正式教育，但他仍然繼續閱讀相當多書籍，就如許多十九世紀的作家一樣，印刷工作與新聞工作成為薩繆爾在文學世界中的準備階段。 克萊門斯起先於內華達州的一家報社工作，然後又移居舊金山，在這段期間內他的作品以幽默小品為主，最著名的就是《卡拉維拉郡著名的跳蛙》（The Celebrated Jumping Frog of Calaveras County）；在1865~1870年間，克萊門斯到夏威夷、歐洲與中東擔任特派員，之後的冒險旅程也成為幾本書籍創作的題材；他的報紙因為旅遊歷程的內容廣泛傳佈，在他回國後也成為成功的幽默演說家。 在1870年，克萊門斯與一位富有、略顯貴氣的女孩結婚，並於東部定居，先是在水牛城、之後又定居於康乃迪克州的哈特福特市，在他移居哈特福特市時，克萊門斯放棄了新聞工作，開始小說創作的生涯，他的作品都相當受到歡迎，銷售成績也很好，但有時他還是需要進行演講行程，才能賺取足夠收入。 在哈特福特時，克萊門斯四周都是富有、上流社會的人，也包含幾位當時知名的作家，而這樣的環境對他這個過去幽默機智的作家，似乎也產生了一些影響，限制了他的風趣風格與社會批評。 當然這樣的假設並不完全正確，在那些以自傳體呈現、出現在西部故事中的馬克，吐溫以及在哈特福特生活中的克萊門斯，某種程度來說都是刻意擺出的社會姿態，克萊門斯的作品並未受到過度附庸風雅的影響，也持續以筆觸尖銳的諷刺性文章攻擊社會現象；在他晚年期間，克萊門斯變得更為不快樂，部分作品中的悲觀內容讓他自己都拒絕讓這些作品公開出版。 克萊門斯作品的中心思想，是藉由年輕或天真角色的故事，或是以一個來自美國東部、不瞭解邊境生活型態的人為故事主角，來進行內容的鋪陳；在克萊門斯的故事中，那些來自東部、過度社會化的人，通常會被西部人以機智取勝，他以年輕人觀點來寫這些故事時，那些作為主角的年輕人，都擁有超過實際年齡的智慧、懷有理想主義，克萊門斯藉由這種方式、與成人世界偽善、殘酷的現實作對比。
克萊恩(Crane)(1871-1900)認為人生不但辛苦艱難，且或許殘酷無情。在他短暫人生中發表關於貧困者及墮落者的著作都顯得淒涼現實。他的風格被稱為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及印象主義派。就像是印象主義畫家一般，他試圖以精確渲染的場景作為一個整體，而非專注在細節上。他的風格也是以利用生動活潑的色彩及形象而聞名。 各方面來看，克萊恩(Crane)的人生就如同他的冒險故事般精彩，雖然他的童年其實非常普通平凡。他生於1871年的紐澤西；當他還是幼兒時，他健康欠佳的身體是他家人移居至紐約上城的部分原因。他的父親是一位衛理公會牧師，且他擁有一個和樂融融的大家庭。當他父親去世後，他母親替宗教報紙撰寫文章賺錢養家。 然而當史蒂芬(Stephen)長大時，他發現他父母的宗教信仰與他看到的艱困人生毫無關係，於是他放縱自己做一些教會禁止做的事。教會禁止的其中一種娛樂即為棒球，也是克萊恩(Crane)最擅長的一項運動。他也許有機會可以成為專業球員，但是他哥哥卻鼓勵他努力唸書上大學。他在拉法葉學院(Lafayette College)及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各讀了一年書，然而他花費在棒球及社交活動上的時間遠多於學習研讀。 克萊恩(Crane)在1891年畢業，且他表示他寧願選擇研讀人文學科，畢業後他在他哥哥工作的報社擔任記者。然而，當他以悲天憫人的口吻報導有關工人罷工事件時，他與他哥哥同時被解雇。
隔年，克萊恩(Crane)移居至紐約的包里，且他住在他喜歡撰寫有關貧困者的貧民區。在這段期間，他遇到其他兩位幫助他寫作的現實主義作家哈姆林•加蘭(Hamlin
Garland)與威廉•迪安•豪威爾斯(William Dean
Howells)。同時他也遇到一些影響他作品甚深的印象主義畫家，且在這些潛移默化下他寫了一本名為《街頭女孩梅姬》(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的小說。沒有人願意出版這種冷酷現實的書，即使當克萊恩(Crane)自掏腰包印刷，也沒有書商願意協助處理，甚至完全沒有銷路可言。 克萊恩(Crane)的下一篇報導是1897年關於希臘-土耳其戰爭(Greco-Turkish War)的報導；這也是兩年前撰寫《紅色英勇勳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的克萊恩(Crane)之首次戰爭經驗。克萊恩(Crane)利用他想像中的戰爭感受，及他在踢足球時觀察到的情感寫下這本書。克萊恩(Crane)在希臘經歷過戰爭後，他對戰爭更有感覺以致於他能精準地寫下這本書：《紅色英勇勳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絕對是經典歷作。儘管他的《紅色英勇勳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大受歡迎，他還是覺得他的書及功成名就都只是美妙的人生插曲；他偏好作詩，藉由作詩他可以更完整地描述他個人的哲學觀。 在戰爭過後，克萊恩(Crane)便於英國安頓下來，並與英國航海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及著名小說家詹姆斯(Henry James)結為朋友。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之初，克萊恩(Crane)希望能加入美國海軍，然而他因為結核病而被拒絕。儘管如此，他還是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前往古巴。 克萊恩(Crane)在古巴的努力工作卻加劇傷害他的健康。於是他返回英國並再前往德國希望獲得醫療協助改善健康。在他於1900年6月抵達德國不久後便去世了。
亨利詹姆斯(1843-1916)以巧妙的方式帶領我們走過十九世紀、邁入二十世紀，就如他帶領我們從美國走入歐洲一樣；他的主要興趣、尤其是在幾本暢銷小說中所呈現的、是美國與歐洲文化的比較，同時他也專注於新與舊、逝去年代與即將來臨新世代之間的關連性。 詹姆斯出生於紐約市，是富有、帶有貴族氣息家庭的子女，父親是神學家兼哲學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Sr.），他的父親對多數學校沒有信心，所以安排他在美國與歐洲接受家庭教師及私立學校的教育，因此這些孩子多數的知識在家中習得，與父親和其他學童的對話中進行學習；詹姆斯家族於歐洲地區的遊歷，是亨利另一個教育的來源。 成長於紐約，培養起亨利相當獨立的個性，獨立到讓他覺得與其他人有距離的地步；有著知名的兄弟和堂兄弟，亨利在多數的活動中都扮演一個觀察者、而非參與者的角色。他年輕時因為背傷無法參與內戰，讓他更覺得與社會事物隔絕，在他成年之後，建立起許多親密的朋友關係，他仍然習慣扮演觀察者的角色，也將生命中多數的時間投注在單獨的寫作工作之中。 亨利一家人有段時間住在波士頓，在那兒亨利與一些新英格蘭作者以及他父親的朋友認識，開始了他與威廉迪安豪威爾士（William Dean Howells）的友情發展，也進入哈佛法學院就讀；1866年之後，詹姆斯多數的時間住在歐洲、在1875年決定定居，在巴黎住了一年，結識了Turgenev, Flaubert, 與 Zola，隔年便於倫敦安置、並於當地的英國鄉間度過餘生；在1915年，他去世的前一年，為了表示自己對英格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支持，他遷入成為英國公民。 亨利詹姆斯首度獲得認同，是透過一本「國際性小說」的問世 – 這是一個關於不同國籍的人、展現出各國不同人民特質的故事，在詹姆斯的小說中，歐洲人是較有文化的、重視藝術，比美國人對社會環境的微妙更有敏銳的觀察力；而美國人則擁有歐洲人所缺乏的道德與純真個性；詹姆斯對於歐洲的世故、以及美國的理想主義，似乎都給予極高評價。
身為對美國文學有重大影響的新英格蘭作家，詹姆斯喜愛的作家是霍桑，透過他對世界上邪惡力量的認知，對先驗論者來說，其樂觀態度看來相當不切實際；詹姆斯後來的著作漸漸減少對國際性主題的論述，而著重於書中主角心理層面的闡述；他最成熟、也可能是他最棒的作品，可能就是這三不作品：《金碗》（The
Golden Bowl,）、《大使》（The Ambassador）、《白鴿之翼》（The Wings of the
Dove），而詹姆斯本人則認為《大使》是自己的最佳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