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主基本文献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民主与外交政策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1990)
苏联的瓦解、柏林围墙的坍塌与很多人认为是「邪恶帝国」──东欧共产集团──的解体，使很多美国人对美国未来政策的方向感到困惑。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多年来，美国海外政策一贯专注于包容共产党扩张。美国世界观相当简单：有两股势力在作用，一股力量是善良的，其它则是邪恶的，而美国联邦有责任运用其影响力与权力与邪恶的共产党战斗。
包容事实上是有效的，而且它也提供美国政策一个焦点给政府内的两党支持，同时也使公众了解。在八○年代中期，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他们能期盼的最佳状况是紧张关系的缓和，在苏联与美国联邦之间对何为可允许的限制有个了解，好避免核子战争的发生。因那个局面已经过时了，那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应该是什么呢？
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贝克(James Baker)在对世界事务协会(World Affairs Council)的演讲中提及此议题，而他提出的答案简单而直接──美国联邦将使民主成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价值观。它会以各种方式尝试在海外培养民主价值观，并支持可使民主兴盛的经济条件。他意指，任何其它政策，将不合于从其开国起所有美国重视的标准。For further reading: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93 ed.); Michael R. Beschloss and Strobe Talbott, At the Highest Level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93); Geir Lundestad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Dimen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3).
民主与外交政策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很荣幸能够于达拉斯(Dallas)的世界事务协会中演讲。这个团体是许多建立于美国联邦的此等协会中的一员，拥有远大的目标：通知与辩证。在我们快速改变的世界里，这可能是个无稽的命令。但在这里与其它地方的民主终将有赖于知情的公民，其能够仔细考量，然后协助设立国际性事务之方针。
今天，我要谈谈我们的世界，我们理解它的方式，与我们所做以宣导我们理想与我们兴趣之事务。
当布什总统在一年多前主政时，他提到一道新的微风为自由而吹送。这道微风已经变成一道强风级的大风。世界各处的旧左派与右派极权已被清除，而民意已经彰显。他们的需要很基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工作自由。而他们所有的自由都集中在一起，在对民主──选择自己想到的政府的自由──的呼吁之中。
我们都讶于长久以来被珍惜的民主理想多么快速地被转为现实中自由平等的选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民主价值观就一直在极权主义侵略的阴影下。现在随着威胁的减轻，阴影的减退，这些价值观光明而闪亮于世人面前。
一个巨型新的辩证──事实上是个巨型旧辩证──已经展开，一个和我们的共和国一样悠久的论点。现在民主的敌人已经较为衰弱，有些人主张我们应该撤退，任务已经达成，以解决我们在国内的问题。我并不在这些人里面。在挣扎待产的新世界中，如现今迅速过去的旧世界，没有人可以取代美国的领导。
让我这样说：在包容之外存在着民主。清除了旧独裁者的时间过去得很快；建立新民主的时刻已经到来。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总统定义我们的新任务为民主的宣扬与巩固。这是一项同时满足美国人的理想与美国人利益的任务。
我现在要提5项对民主及民主外交政策的观察。
第一点是，民主意指个人权利和个人责任。在所有改变系统、建筑、流程与架构的谈论之中，个人很容易会被忽略。但民主的基调在于视个人的权利及责任为自由之币的两面。就如同每个人有理想中欲达到的目的，他或她亦有限制与缺失。所以民主之流程，如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的总统哈维尔(Havel)最近所指出的，在追寻我们理想中，是个无止尽的旅途 ──一种经由生活并非永远如我们所愿那般正义的现实所激励的旅途。
很久以前，为追寻完美的秩序，哲学家柏拉图(Plato)希望可被他称为「守护者(Guardians)」的菁英们所统治，一群人，其智慧经过特别训练，可以决定公共议题，并依据理想严谨的护卫公共道德。民主给予智慧一个栖身之地，亦予理想一个栖身之地，但那个处所是在普通人民的心智与道德品格。我们──我们所有的人──是民主的守护者。「相信人民」是民主之格言，而「我们人民」谨遵此格言。于民主，个人卓越能力至上，而个人权利仍为我们通往待成为民主门径之基本。
我对民主的第二点观察是，它提供一项特别独特的政治合法性。民主对个人的依赖经由个人对民主政府的同意得到互惠。此政府也因此可予以视为合法的，在最基本的政治意识中──同时是法定正当与适当的。
不像许多其它型式的政府，民主不依赖一次同意之取得。同意将经由定期、平等与自由的选举──民主旅途的「车票」，予以重新确认。民主社会的特点是法律的规定与对多样性的容忍，一种保障个人权利不受欺压，哪怕是非主流专制或是专横主流的容忍。主流的统治必须维护 非主流权利。
另外有一个民主的特点我们应有所认知：其对自我矫正的能力。
我们知道，太频繁地，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民主之理想之难以寻得。通常，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公共生活之实践因我们的标准而非常的不同。然而现实是，在一个民主国家，朝向进步的道路绝不永久封闭。有一个自我更新，自我矫正的元素在民主流程之中，其容许我们克服错误并矫正方针。
因为民主国家喜欢这种可更新的法理性，其运作不仅可以确保国内进步，亦可促成国际性协调。珍惜民主价值观的自由人民不太可能与彼此争战。
我的第三点观察是，民主并不孤独。几何学教育我们，三角形是最坚固的组态。成功民主的政治几何应能教会我们，自由社会必须藉由经济进步与基本国防来加以支持。战争和贫困是民主统治、民主宽容与个人权利的大敌。
许多最近在欧洲发生的民主革命，其始于人民至少了解到，经济进步有赖于工作上的自由与拥有财产的自由──而此等自由既而有赖于会对人民有所响应的政府。 试图消除创业者精神，同时命令财富制造的教条，无法生产面包或自由。
因此，我们必须建立新民主国家的经济与国防面，即使政治基础已经打好了。人民其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邻居和平相处，对其来说民主将不只是一时的实验，而是永久的行动方针。光是赞同选举然后期望最佳结果会出现的策略，忽视了过去惨痛的教训。只有一种策略，其藉由经济改革与更大的国际性防御扶持民主，可于艰困转型期，其将转变1989的革命成为九○年代的民主国家，给予我们力量。
我的第四点观察是，美国海外的外交政策必须反应民主价值观。这似乎是十分浅显易见的。但，有些人以其理想之名，使美国与常常对民主苛刻的世界隔离。而其它人为政治现实争辩，而只留给经济或军事或政治利益空间，而把我们的价值观留在家里。
我们可以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现这种两极论的现象。我们多常努力追寻理想却无法达成标准？我们多常在某个自私的行动后得到做这件事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
身为个人，当我们使用我们的本质的每一面来帮助别人时，当我们在这世上做一些非为自私理由的事时，或因为我们满足于现状，但以我们的理想为指引，要改变它时，我们就成功了。
以我的观点，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外交政策采取相同的导向。美国的理想是我们行动的良知。 我们的力量是使那些理想成为现实的工具。我们的外交政策， 我们对其他国家的了解，是此工作的蓝图。
在我们进入民主新时代同时，理想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旧争论必须以理想主义加上现实主义来取代。若我们不明白这件事，那我们会冒着失去对我们政策的公共支持的风险。我认为历史 详细示范了美国人民不会长久支持政策，其抵触他们对人道价值观的意识，无论其如何予以说明为国家的利益。我亦同样地相信，美国人会反对政策，其主要基于道德规诫，其忽视了我们行动的力量。因我们赞成对民主的新趋势，我们觉得很好。但这些趋势是机会与挑战，而不是永久的事实。我们必须做得比觉得好更多；我们必须做得好。
我的第五点观察是，民主政策是「力量的倍加器(force multiplier)」：召集国际性行动的有效工具。政策其以我们国内价值观制订，并乐于美国人民的支持，自动使我们的影响力更有效。但以民主为中心的政策亦因我们可以于互助目标下，以其结交我们朋友及盟友，而成为一种「力量的倍加器」。其可给与那些仍在独裁者统治下的人民一缕希望。
因其对民主与经济解放的支持，似乎是常识，让美国领导在亚洲、欧洲与美洲的自由市场联盟。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共同价值观以连合我们的力量，使每个人的利益在自由和平的世界有所进步。这是我们在组织对中欧与东欧国家的协助方面所做之事。那边，也在中美，我们敦促我们的朋友与盟友，以民主的标准校正其行动，而不只是他们实时狭隘了解的地理政治利益。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相信民主和民主国家的国家利益能彼此加强。
然而，事实是，有些人不这么想。一些人较倾向当美国需要凡事亲为的时代。其它人似乎相信，如果我们不是最大的贡献者，如果我们没有微管理每一项协助计划，美国基于某种原因就不再是领导者。
很显然的，那不是我们的观点，让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四○年代是美国领导权的黄金时期。我们有卓越的资源与满目疮痍的世界，而我们升起面对挑战。我们帮助我们的盟友再度站起，并使我们的前敌成为朋友。现在，感谢这些成功的政策，其经由两党的政府予以执行，在处理世界问题方面，我们得到了许多帮助。与我们的盟友共同合作不是美国软弱的征兆；它是我们力量的证明。而此力量应以与我们所处时代同频的智能来指引，正如45年前美国人使用脑力与体力来处理迥然相异的情况。我们今日可以比过去做更有效的领导，因为民主正在行进。
这些有关民主与我们外交政策的观察并非臆测。他们反而是实践的指标，并且，它们已在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目前的外交政策成就中占了主要位置。
我要引申目前在中美发生的事件为第一项范例。当总统组政时，美国对重要的地区──我们的邻国──的政策面临窘境。它是我们面对过最多样性质的议题。国会及其行政部门都无法达到任何有关如何处理问题的办法，或甚至怎么来定义这个问题的持久协议。美国人民也被分裂了──几乎可说是确定失败的作法。
在这团乱麻中为一的解决办法是回到美国原则。去年初，总统决定定义民主为区域性目标，而选举为答到此结果之方式。在每个案例中，这使焦点灌注在它所属之处。于尼加拉瓜(Nicaragua)，他们社会中桑定民族解放阵线(Sandinistas)的行为──民主地区中压迫的前哨──成为中心议题，而非尼加拉瓜抗军(Nicaraguan Resistance)。于巴拿马(Panama)，诺瑞加(Gen. Noriega)对自由选举判定解除其对合法统治宣称之残暴反对，并开始了巴拿马民主艰困的旅程。另一个在萨尔瓦多(El Salvador)的自由选举，仅管发生暴力行为，还是进行了，并赋予总统克利斯地亚尼(Cristiani)公众受命，以进行经协商过对一场战争的解决方案，以及一个机会来证实对人权的严肃导向。
对民主的强调使我们能够快刀斩乱麻地理清阻碍两党政治的困难。在1989年3月4日，于白宫一项两党协议经由签署，使民主党与共和党得以为共同目的而团结起来。在华盛顿之外，美国人民可能为支持而集会。终于美国上下的声音众口同声。直接的结果是，于1990年2月28日，国会投票表决通过对抗军的人道协助。
然后我们提出民主中对两党政治的强调与中美国家协商。埃斯基普拉斯协议(Esquipulas agreement)表达了他们对和平、民主及其对其他国家血腥革命的希望，而所缺乏的，是使这个希望实现的有效机制。接着，在特索洛海滩(Tesoro Beach)，中美总统同意于90日内开发完成一项共同计划，以遣散抗军，而彼此，这普遍被解读为美国的挫败。但在此共同计划的另一面，是要求桑定政府于规定行程前举行一年受国际监督的选举──于1990年2月25日。
这项条款帮助我们说服我们的欧洲盟友，他们应使用他们的经济协助，帮助尼加拉瓜举行自由平等的选举。他们做到了。在1989年四月，捐助者议会由瑞士赞助举行。总统奥尔特加(Ortega)其后承认，在选前他只收到他所希望的一小部份资助。
最后，我们能够用所有这些发展，一起达到对苏联更有效的方法。我们有民主这个「力量的倍加器」，以成长中对选举制度的国际认同呈献给苏联人。我们可以，并且已经论述过，如果 莫斯科协助被视为在破坏合法政府──不管是在萨尔瓦多自由选举的民主国家，或是在尼加拉瓜的选举流程──应该对整体美国-苏联关系有所回响。而我们能够对照出苏联对冲突的输送，与其对处理区域问题时更团结的关系的显见欲望的明显落差。而结果是，甚至在选前，莫斯科公开同意尊重选举过程与其结果。
我们已准备好以确保选举尽可能的干净──自由与公平。国会支持总统对支持选举活动的金钱要求，其使我们得以使国际性观测者涌入尼加拉瓜。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亦提供基金给尼加拉瓜政党分享。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使民主对立党 UNO得以至少在最低限度，使用全国的资源，与桑度党竞争。最后，我们竭力反对，并清楚指出每件不平等与专制的程序中的情况。我们觉得民主是成长迅速的植物，只要如同阳光的公众，可以揭露那些将它从根部杀死的人。压力是在桑度政府上来正确实施民主。
我列举这些事实，因为我相信背景、趋势，其使尼加拉瓜经由投票促成民主。每位尼加拉瓜人──民主希冀依附的个人──知道他或她并不孤独。于自由平等的选举中投票并非绝望孤单的行为，而是迈向更美丽的未来的一步。
现在，于尼加拉瓜，民主政府已予以选出，我们知道，从内战时期与马克斯主义经济的委靡，尼加拉瓜的复原将会是昂贵且痛苦的。那里与于巴拿马，我们必须帮助新希望，使其成为进步的事实。这是为什么总统提出新的8亿美元民主基金──我们多国努力的这一部分，以使我们的邻国重新站立。这不是慈善事业，它是在我们与我们邻国共同分享的民主价值观上的投资。因为我们有宽广的远景──从危地马拉(Guatemala)延伸至巴拿马──对民主化、非军事化和发展，其提供所有在该地区的人民光明的未来。以我们的帮助及其它民主国家的帮助，它可以，并终将达成。
我在民主外交政策如何作用的第二件范例，即有关中欧与东欧。从恐惧中被释放，并坚定地决定恢复他们的尊严与他们的希望，在铁幕后这些土地上长久受苦的人民终于将铁幕扯下。
去年十二月，在柏林围墙被破坏后不久，我拜访了被分裂的城市。我仔细地看一个在那丑陋墙上新凿的动，而我看到的是一个大城市急欲重生。而在其之外，旧国家得赖新希望而活。所有的这一切皆可以一个简单的字形容──民主」。
当一个月前于布拉格(Prague)，我提到在整个地区里民主的巩固。这对中欧与东欧的人们来说很重要的，知道他们面临的挑战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挑战而已。我们也有挑战，我们因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与我们的经济系统而被景仰。人们有赖我们的帮助──不是慈善──而是允许自助的帮助。训练、建议，以及分享我们的经验比金钱更为有用。我们必须对给予这种援助有所准备。
我们的合作与协助计划集中在三个范围，但不是全为经济。
第一点，我们会广传自由定期选举的概念。总统已提出，这可被35国「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予以采为计划。我们也提供并派出选举观察员，于每个中欧与东欧国家踏出它第一步民主的步伐。这里的目标是使民主成为全欧的立法原则。
第二点，我们与我们的盟友和苏联一起努力减低于欧州互指的军火与军队。
第三点，我们扩张对痛苦转变期的经援至自由市场系统。这会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于社会，其刚开始解构马克思-列宁经济系统，且通常缺少自由市场的基本要件。然而我们相信，美国、我们在欧洲与日本的盟友和国际性经济机构可成功地一起努力，帮助这些国家达成长久以来拒绝他们的进步。这些努力的目的，应是提供健康环境给真正永续成长的动机──活泼的私人投资发展。
我们把我们协助与我们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并展现我们的价值观如何有助现况。我们的支持以单一测试来测量：其是否促进了民主与经济的自由。
我在这里会多说一些有关我们民主的政策，以及它对苏联的影响。我们在改革(perestroika，指1980年代前苏联的经济及政府机构的新调整)上有于地理政治之外的利益关系。若改革造成更民主与开放的苏联社会，在个人权利与经济方面有进步，在苏联长期的外交政策上的冲击会是高度有利的。在我看来，于苏联的民主是苏联对国际性问题最有保证的积极方法。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件我要举出的，我称之为「开拓新土」的民主行动。在本演讲中，我的论点一直是，民主为美国理想与美国利益而服务。更进一步地说，民主是外交的实用工具，不仅是一种工具，它也是那特别有价值一种，以它我们可以于此处与海外，为我们的外交政策聚集支持。
民主与共同志趣说话──使用那些有名的老式美国说法「无论种族、家族、或肤色。我反对，并且我希望美国永远反对持有观点，其认为民主是能在某特定社会运作，而不能在非洲、亚洲或南美，或甚至中东。我说，相反的，记住那格言，「相信人民」。
因为我们相信人民，不只是在这里或在欧洲或中美，而是世界各处，我们使用民主与选举为珍贵的工具，于帮助终结区域性冲突，并带来国家和解。让我简单列出一些范例。
──于那米比亚(Namibia)的那些我刚参家的独立庆祝，自由平等的选举是解决方案的关键元素，其解放非洲最后的殖民地、结束内战，并以民主宪法成立新政府。我们相信自由平等的选举可以在提倡安哥拉(Angola)与南非的国家和解中的扮演类似的角色。
──于以阿冲突中，我们看到选举在被占地区，成为催化剂，以带来积极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对话，其将导向两造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
──而于柬埔寨，联合国国防委员会的五位成员见到自由平等的选举是最好的方式，在最后解决了该受尽煎熬的土地上纷扰不断的政府，使柬埔寨人民有他们久未来临的机会选择自己的领袖。
让我以这个想法做结论。当我在学院研究古典文学时，我惊讶地发现大部份古代的哲学家害怕民主。那些研究十八世纪论证和我们宪法比较的人也会接触到这种恐惧。有个徘徊不去的怀疑，个人会腐败，平常男人或女人就是不能承担自治的任务。
我们的开国先哲克服了这项恐惧，并留给我们对公民的信心这项遗产，其构成了我们最大的政治与道德力量。当我们的外交政策汲取该力量而予以订定时，其始终处于最佳状况，并且使我们国家为世上善良力量，成为强大的力量。现在，在保卫民主价值观艰困的一年后，我们原来的信心已再次更新。
寻常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寻常人毁坏柏林围墙，寻常人使独裁者倒台，寻常人在中美为民主而投票。
如同我们开国先哲曾经赖于公民有建立新民主社会的信心而制订宪法，所以如今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立基于同样的信心以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国际社会。这是我们的机会与我们的挑战。借着每位美国人的帮助，我确信我们可以做得到。
Sour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90 (1991),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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