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基本文獻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民主與外交政策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1990)
蘇聯的瓦解、柏林圍牆的坍塌與很多人認為是「邪惡帝國」──東歐共產集團──的解體，使很多美國人對美國未來政策的方向感到困惑。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四十多年來，美國海外政策一貫專注於包容共產黨擴張。美國世界觀相當簡單：有兩股勢力在作用，一股力量是善良的，其他則是邪惡的，而美國聯邦有責任運用其影響力與權力與邪惡的共產黨戰鬥。
包容事實上是有效的，而且它也提供美國政策一個焦點給政府內的兩黨支持，同時也使公眾了解。在八○年代中期，大多數美國人相信他們能期盼的最佳狀況是緊張關係的緩和，在蘇聯與美國聯邦之間對何為可允許的限制有個了解，好避免核子戰爭的發生。因那個局面已經過時了，那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應該是什麼呢？
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貝克(James Baker)在對世界事務協會(World Affairs Council)的演講中提及此議題，而他提出的答案簡單而直接──美國聯邦將使民主成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價值觀。它會以各種方式嘗試在海外培養民主價值觀，並支持可使民主興盛的經濟條件。他意指，任何其他政策，將不合於從其開國起所有美國重視的標準。For further reading: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93 ed.); Michael R. Beschloss and Strobe Talbott, At the Highest Levels: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1993); Geir Lundestad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Beyond the Cold War: New Dimens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3).
民主與外交政策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很榮幸能夠於達拉斯(Dallas)的世界事務協會中演講。這個團體是許多建立於美國聯邦的此等協會中的一員，擁有遠大的目標：通知與辯證。在我們快速改變的世界裡，這可能是個無稽的命令。但在這裡與其他地方的民主終將有賴於知情的公民，其能夠仔細考量，然後協助設立國際性事務之方針。
今天，我要談談我們的世界，我們理解它的方式，與我們所做以宣導我們理想與我們興趣之事務。
當布希總統在一年多前主政時，他提到一道新的微風為自由而吹送。這道微風已經變成一道強風級的大風。世界各處的舊左派與右派極權已被清除，而民意已經彰顯。他們的需要很基本：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工作自由。而他們所有的自由都集中在一起，在對民主──選擇自己想到的政府的自由──的呼籲之中。
我們都訝於長久以來被珍惜的民主理想多麼快速地被轉為現實中自由平等的選舉。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 民主價值觀就一直在極權主義侵略的陰影下。現在隨著威脅的減輕，陰影的減退，這些價值觀光明而閃亮於世人面前。
一個巨型新的辯證──事實上是個巨型舊辯證──已經展開，一個和我們的共和國一樣悠久的論點。現在民主的敵人已經較為衰弱，有些人主張我們應該撤退，任務已經達成，以解決我們在國內的問題。我並不在這些人裡面。在掙扎待產的新世界中，如現今迅速過去的舊世界，沒有人可以取代美國的領導。
讓我這樣說：在包容之外存在著民主。清除了舊獨裁者的時間過去得很快；建立新民主的時刻已經到來。這就是為什麼布希總統定義我們的新任務為民主的宣揚與鞏固。這是一項同時滿足美國人的理想與美國人利益的任務。
我現在要提5項對民主及民主外交政策的觀察。
第一點是，民主意指個人權利和個人責任。在所有改變系統、建築、流程與架構的談論之中，個人很容易會被忽略。但民主的基調在於視個人的權利及責任為自由之幣的兩面。就如同每個人有理想中欲達到的目的，他或她亦有限制與缺失。所以民主之流程，如捷克斯拉夫(Czechoslovakia)的總統哈維爾(Havel)最近所指出的，在追尋我們理想中，是個無止盡的旅途 ──一種經由生活並非永遠如我們所願那般正義的現實所激勵的旅途。
很久以前，為追尋完美的秩序，哲學家柏拉圖(Plato)希望可被他稱為「守護者(Guardians)」的菁英們所統治，一群人，其智慧經過特別訓練，可以決定公共議題，並依據理想嚴謹的護衛公共道德。民主給予智慧一個棲身之地，亦予理想一個棲身之地，但那個處所是在普通人民的心智與道德品格。我們──我們所有的人──是民主的守護者。「相信人民」是民主之格言，而「我們人民」謹遵此格言。於民主，個人卓越能力至上，而個人權利仍為我們通往待成為民主門逕之基本。
我對民主的第二點觀察是，它提供一項特別獨特的政治合法性。民主對個人的依賴經由個人對民主政府的同意得到互惠。此政府也因此可予以視為合法的，在最基本的政治意識中──同時是法定正當與適當的。
不像許多其他型式的政府，民主不依賴一次同意之取得。同意將經由定期、平等與自由的選舉──民主旅途的「車票」，予以重新確認。民主社會的特點是法律的規定與對多樣性的容忍，一種保障個人權利不受欺壓，哪怕是非主流專制或是專橫主流的容忍。主流的統治必須維護 非主流權利。
另外有一個民主的特點我們應有所認知：其對自我矯正的能力。
我們知道，太頻繁地，在日常現實生活中民主之理想之難以尋得。通常，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中，公共生活之實踐因我們的標準而非常的不同。然而現實是，在一個民主國家，朝向進步的道路絕不永久封閉。有一個自我更新，自我矯正的元素在民主流程之中，其容許我們克服錯誤並矯正方針。
因為民主國家喜歡這種可更新的法理性，其運作不僅可以確保國內進步，亦可促成國際性協調。珍惜民主價值觀的自由人民不太可能與彼此爭戰。
我的第三點觀察是，民主並不孤獨。幾何學教育我們，三角形是最堅固的組態。成功民主的政治幾何應能教會我們，自由社會必須藉由經濟進步與基本國防來加以支持。戰爭和貧困是民主統治、民主寬容與個人權利的大敵。
許多最近在歐洲發生的民主革命，其始於人民至少了解到，經濟進步有賴於工作上的自由與擁有財產的自由──而此等自由既而有賴於會對人民有所回應的政府。 試圖消除創業者精神，同時命令財富製造的教條，無法生產麵包或自由。
因此，我們必須建立新民主國家的經濟與國防面，即使政治基礎已經打好了。人民其希望過更好的生活，與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鄰居和平相處，對其來說民主將不只是一時的實驗，而是永久的行動方針。光是贊同選舉然後期望最佳結果會出現的策略，忽視了過去慘痛的教訓。只有一種策略，其藉由經濟改革與更大的國際性防禦扶持民主，可於艱困轉型期，其將轉變1989的革命成為九○年代的民主國家，給予我們力量。
我的第四點觀察是，美國海外的外交政策必須反應民主價值觀。這似乎是十分淺顯易見的。但，有些人以其理想之名，使美國與常常對民主苛刻的世界隔離。而其他人為政治現實爭辯，而只留給經濟或軍事或政治利益空間，而把我們的價值觀留在家裡。
我們可以在我們自己身上發現這種兩極論的現象。我們多常努力追尋理想卻無法達成標準？我們多常在某個自私的行動後得到做這件事並不完全正確的結論？
身為個人，當我們使用我們的本質的每一面來幫助別人時，當我們在這世上做一些非為自私理由的事時，或因為我們滿足於現狀，但以我們的理想為指引，要改變它時，我們就成功了。
以我的觀點，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外交政策採取相同的導向。美國的理想是我們行動的良知。 我們的力量是使那些理想成為現實的工具。我們的外交政策， 我們對其他國家的了解，是此工作的藍圖。
在我們進入民主新時代同時，理想主義對現實主義的舊爭論必須以理想主義加上現實主義來取代。若我們不明白這件事，那我們會冒著失去對我們政策的公共支持的風險。我認為歷史 詳細示範了美國人民不會長久支持政策，其抵觸他們對人道價值觀的意識，無論其如何予以說明為國家的利益。我亦同樣地相信，美國人會反對政策，其主要基於道德規誡，其忽視了我們行動的力量。因我們贊成對民主的新趨勢，我們覺得很好。但這些趨勢是機會與挑戰，而不是永久的事實。我們必須做得比覺得好更多；我們必須做得好。
我的第五點觀察是，民主政策是「力量的倍加器(force multiplier)」：召集國際性行動的有效工具。政策其以我們國內價值觀制訂，並樂於美國人民的支持，自動使我們的影響力更有效。但以民主為中心的政策亦因我們可以於互助目標下，以其結交我們朋友及盟友，而成為一種「力量的倍加器」。其可給與那些仍在獨裁者統治下的人民一縷希望。
因其對民主與經濟解放的支持，似乎是常識，讓美國領導在亞洲、歐洲與美洲的自由市場聯盟。我們可以使用我們共同價值觀以連合我們的力量，使每個人的利益在自由和平的世界有所進步。這是我們在組織對中歐與東歐國家的協助方面所做之事。那邊，也在中美，我們敦促我們的朋友與盟友，以民主的標準校正其行動，而不只是他們即時狹隘了解的地理政治利益。我們這麼做，是因為我們相信民主和民主國家的國家利益能彼此加強。
然而，事實是，有些人不這麼想。一些人較傾向當美國需要凡事親為的時代。其他人似乎相信，如果我們不是最大的貢獻者，如果我們沒有微管理每一項協助計畫，美國基於某種原因就不再是領導者。
很顯然的，那不是我們的觀點，讓我告訴你們為什麼。
四○年代是美國領導權的黃金時期。我們有卓越的資源與滿目瘡痍的世界，而我們升起面對挑戰。我們幫助我們的盟友再度站起，並使我們的前敵成為朋友。現在，感謝這些成功的政策，其經由兩黨的政府予以執行，在處理世界問題方面，我們得到了許多幫助。與我們的盟友共同合作不是美國軟弱的徵兆；它是我們力量的證明。而此力量應以與我們所處時代同頻的智慧來指引，正如45年前美國人使用腦力與體力來處理迥然相異的情況。我們今日可以比過去做更有效的領導，因為民主正在行進。
這些有關民主與我們外交政策的觀察並非臆測。他們反而是實踐的指標，並且，它們已在我們的思想與我們目前的外交政策成就中佔了主要位置。
我要引申目前在中美發生的事件為第一項範例。當總統組政時，美國對重要的地區──我們的鄰國──的政策面臨窘境。它是我們面對過最多樣性質的議題。國會及其行政部門都無法達到任何有關如何處理問題的辦法，或甚至怎麼來定義這個問題的持久協議。美國人民也被分裂了──幾乎可說是確定失敗的作法。
在這團亂麻中為一的解決辦法是回到美國原則。去年初，總統決定定義民主為區域性目標，而選舉為答到此結果之方式。在每個案例中，這使焦點灌注在它所屬之處。於尼加拉瓜(Nicaragua)，他們社會中桑定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s)的行為──民主地區中壓迫的前哨──成為中心議題，而非尼加拉瓜抗軍(Nicaraguan Resistance)。於巴拿馬(Panama)，諾瑞加(Gen. Noriega)對自由選舉判定解除其對合法統治宣稱之殘暴反對，並開始了巴拿馬民主艱困的旅程。另一個在薩爾瓦多(El Salvador)的自由選舉，僅管發生暴力行為，還是進行了，並賦予總統克利斯地亞尼(Cristiani)公眾受命，以進行經協商過對一場戰爭的解決方案，以及一個機會來證實對人權的嚴肅導向。
對民主的強調使我們能夠快刀斬亂麻地理清阻礙兩黨政治的困難。在1989年3月4日，於白宮一項兩黨協議經由簽署，使民主黨與共和黨得以為共同目的而團結起來。在華盛頓之外，美國人民可能為支持而集會。終於美國上下的聲音眾口同聲。直接的結果是，於1990年2月28日，國會投票表決通過對抗軍的人道協助。
然後我們提出民主中對兩黨政治的強調與中美國家協商。埃斯基普拉斯協議(Esquipulas agreement)表達了他們對和平、民主及其對其他國家血腥革命的希望，而所缺乏的，是使這個希望實現的有效機制。接著，在特索洛海灘(Tesoro Beach)，中美總統同意於90日內開發完成一項共同計畫，以遣散抗軍，而彼此，這普遍被解讀為美國的挫敗。但在此共同計畫的另一面，是要求桑定政府於規定行程前舉行一年受國際監督的選舉──於1990年2月25日。
這項條款幫助我們說服我們的歐洲盟友，他們應使用他們的經濟協助，幫助尼加拉瓜舉行自由平等的選舉。他們做到了。在1989年四月，捐助者議會由瑞士贊助舉行。總統奧爾特加(Ortega)其後承認，在選前他只收到他所希望的一小部份資助。
最後，我們能夠用所有這些發展，一起達到對蘇聯更有效的方法。我們有民主這個「力量的倍加器」，以成長中對選舉制度的國際認同呈獻給蘇聯人。我們可以，並且已經論述過，如果 莫斯科協助被視為在破壞合法政府──不管是在薩爾瓦多自由選舉的民主國家，或是在尼加拉瓜的選舉流程──應該對整體美國-蘇聯關係有所回響。而我們能夠對照出蘇聯對衝突的輸送，與其對處理區域問題時更團結的關係的顯見欲望的明顯落差。而結果是，甚至在選前，莫斯科公開同意尊重選舉過程與其結果。
我們已準備好以確保選舉儘可能的乾淨──自由與公平。國會支持總統對支持選舉活動的金錢要求，其使我們得以使國際性觀測者湧入尼加拉瓜。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亦提供基金給尼加拉瓜政黨分享。我們認為這是必要的，因為這使民主對立黨 UNO得以至少在最低限度，使用全國的資源，與桑度黨競爭。最後，我們竭力反對，並清楚指出每件不平等與專制的程序中的情況。我們覺得民主是成長迅速的植物，只要如同陽光的公眾，可以揭露那些將它從根部殺死的人。壓力是在桑度政府上來正確實施民主。
我列舉這些事實，因為我相信背景、趨勢，其使尼加拉瓜經由投票促成民主。每位尼加拉瓜人──民主希冀依附的個人──知道他或她並不孤獨。於自由平等的選舉中投票並非絕望孤單的行為，而是邁向更美麗的未來的一步。
現在，於尼加拉瓜，民主政府已予以選出，我們知道，從內戰時期與馬克斯主義經濟的委靡，尼加拉瓜的復原將會是昂貴且痛苦的。那裡與於巴拿馬，我們必須幫助新希望，使其成為進步的事實。這是為什麼總統提出新的8億美元民主基金──我們多國努力的這一部分，以使我們的鄰國重新站立。這不是慈善事業，它是在我們與我們鄰國共同分享的民主價值觀上的投資。因為我們有寬廣的遠景──從瓜地馬拉(Guatemala)延伸至巴拿馬──對民主化、非軍事化和發展，其提供所有在該地區的人民光明的未來。以我們的幫助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幫助，它可以，並終將達成。
我在民主外交政策如何作用的第二件範例，即有關中歐與東歐。從恐懼中被釋放，並堅定地決定恢復他們的尊嚴與他們的希望，在鐵幕後這些土地上長久受苦的人民終於將鐵幕扯下。
去年十二月，在柏林圍牆被破壞後不久，我拜訪了被分裂的城市。我仔細地看一個在那醜陋牆上新鑿的動，而我看到的是一個大城市急欲重生。而在其之外，舊國家得賴新希望而活。所有的這一切皆可以一個簡單的字形容──民主」。
當一個月前於布拉格(Prague)，我提到在整個地區裡民主的鞏固。這對中歐與東歐的人們來說很重要的，知道他們面臨的挑戰不僅是他們自己的挑戰而已。我們也有挑戰，我們因我們的民主價值觀與我們的經濟系統而被景仰。人們有賴我們的幫助──不是慈善──而是允許自助的幫助。訓練、建議，以及分享我們的經驗比金錢更為有用。我們必須對給予這種援助有所準備。
我們的合作與協助計劃集中在三個範圍，但不是全為經濟。
第一點，我們會廣傳自由定期選舉的概念。總統已提出，這可被35國「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予以採為計畫。我們也提供並派出選舉觀察員，於每個中歐與東歐國家踏出它第一步民主的步伐。這裡的目標是使民主成為全歐的立法原則。
第二點，我們與我們的盟友和蘇聯一起努力減低於歐州互指的軍火與軍隊。
第三點，我們擴張對痛苦轉變期的經援至自由市場系統。這會是個非常艱鉅的任務，於社會，其剛開始解構馬克思-列寧經濟系統，且通常缺少自由市場的基本要件。然而我們相信，美國、我們在歐洲與日本的盟友和國際性經濟機構可成功地一起努力，幫助這些國家達成長久以來拒絕他們的進步。這些努力的目的，應是提供健康環境給真正永續成長的動機──活潑的私人投資發展。
我們把我們協助與我們的價值觀結合在一起，並展現我們的價值觀如何有助現況。我們的支援以單一測試來測量：其是否促進了民主與經濟的自由。
我在這裡會多說一些有關我們民主的政策，以及它對蘇聯的影響。我們在改革(perestroika，指1980年代前蘇聯的經濟及政府機構的新調整)上有於地理政治之外的利益關係。若改革造成更民主與開放的蘇聯社會，在個人權利與經濟方面有進步，在蘇聯長期的外交政策上的衝擊會是高度有利的。在我看來，於蘇聯的民主是蘇聯對國際性問題最有保證的積極方法。
第三點，也是最後一件我要舉出的，我稱之為「開拓新土」的民主行動。在本演講中，我的論點一直是，民主為美國理想與美國利益而服務。更進一步地說，民主是外交的實用工具，不僅是一種工具，它也是那特別有價值一種，以它我們可以於此處與海外，為我們的外交政策聚集支援。
民主與共同志趣說話──使用那些有名的老式美國說法「無論種族、家族、或膚色。我反對，並且我希望美國永遠反對持有觀點，其認為民主是能在某特定社會運作，而不能在非洲、亞洲或南美，或甚至中東。我說，相反的，記住那格言，「相信人民」。
因為我們相信人民，不只是在這裡或在歐洲或中美，而是世界各處，我們使用民主與選舉為珍貴的工具，於幫助終結區域性衝突，並帶來國家和解。讓我簡單列出一些範例。
──於那米比亞(Namibia)的那些我剛參家的獨立慶祝，自由平等的選舉是解決方案的關鍵元素，其解放非洲最後的殖民地、結束內戰，並以民主憲法成立新政府。我們相信自由平等的選舉可以在提倡安哥拉(Angola)與南非的國家和解中的扮演類似的角色。
──於以阿衝突中，我們看到選舉在被佔地區，成為催化劑，以帶來積極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對話，其將導向兩造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
──而於柬埔寨，聯合國國防委員會的五位成員見到自由平等的選舉是最好的方式，在最後解決了該受盡煎熬的土地上紛擾不斷的政府，使柬埔寨人民有他們久未來臨的機會選擇自己的領袖。
讓我以這個想法做結論。當我在學院研究古典文學時，我驚訝地發現大部份古代的哲學家害怕民主。那些研究十八世紀論證和我們憲法比較的人也會接觸到這種恐懼。有個徘徊不去的懷疑，個人會腐敗，平常男人或女人就是不能承擔自治的任務。
我們的開國先哲克服了這項恐懼，並留給我們對公民的信心這項遺產，其構成了我們最大的政治與道德力量。當我們的外交政策汲取該力量而予以訂定時，其始終處於最佳狀況，並且使我們國家為世上善良力量，成為強大的力量。現在，在保衛民主價值觀艱困的一年後，我們原來的信心已再次更新。
尋常人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真正的英雄。尋常人毀壞柏林圍牆，尋常人使獨裁者倒台，尋常人在中美為民主而投票。
如同我們開國先哲曾經賴於公民有建立新民主社會的信心而制訂憲法，所以如今我們的外交政策必須立基於同樣的信心以建立一個嶄新的民主國際社會。這是我們的機會與我們的挑戰。藉著每位美國人的幫助，我確信我們可以做得到。
Sour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90 (1991), 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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