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基本文獻
BASIC READINGS IN U.S. DEMOCRACY
吉米卡特
人權與外交政策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1977)
Jimmy Carter
現代很少總統有為美國外交政策應反映國家最高道德理想這個目標奉獻如卡特者。正當聯邦仍努力為它自身的種族關係與人權問題格鬥時，卡特有先見之明地提倡一種政策，其約束其他國家至最高可能標準，而此等標準乃是他相信美國人希望自己被如此評價的。例如在1980年，於蘇聯入侵阿富汗時卡特政府取消了美國夏季奧林匹克到莫斯科的行程，做為對入侵行動的抗議。
在1977年六月為聖母大學所作的畢業典禮致詞中，卡特回顧了他相信應為美國外交政策之理想與現實。其與這個國家的第一任總統為同一主題所作講演，乃迥異之訊息。For further reading: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1982); Robert C. Gray and Stanley I. Michalak, Jr., ed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Detente (1984); Burton Kaufman, The Presidency of James Earl Carter (1992).
人權與外交政策 (HUMAN RIGHTS AND FOREIGN POLICY)
國家：更有效地為我們人民的需要提供，為對抗我們時代的黯晦信念，以證實我們政府可以既有能力且更加人道。
但我今天要告訴你們有關那條將我們在海外的行動與我們基本特徵聯接起來形成一個國家的繩索。我相信我門可以有一個外交政策，它是民主的，它以基本價值觀為主，並使用我門所有的權力與影響力，為人道所用。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外交政策，其為美國人民支持，且換個態度，知悉並了解的。
我對我們的政治系統相當有信心。因為我們知道民主能夠成功，我們可以反對那些否定他們人民人權的統治者的論點。
我們有信心民主之範例將使人折服，因此我們將此範例更近些地帶給那些在過去幾年我們曾經分離的人們，以及那些還未折服於我們這種生活優勢的人們。
我們有信心，民主 方法是最有效，因此我們沒有興趣在國內或國外用不適當的辦法(譯註：達到我們的目的)。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實力有信心，因此我們可以試圖在核子武力方面作實質共同減少(實質 mutual reductions)。
而且我們對美國人民的美德有信心，因此我們讓他們在制訂外交政策決定的流程一起參與。我們因而可以用2.15億的聲音，而非只是被隔離的一小撮出聲。
在印度(India)、 葡萄牙(Portugal)、 西班牙(Spain)、希臘(Greece)，民主最近的大成功顯示我們在這個系統的信心所托無誤。對我們自己的未來有信心，我們現在不再過度恐懼共產黨，這曾經使我們歡迎任何獨裁者在彼等恐懼下加入我們。我很高興那已被改變。
太多年來，我們心甘情願地接受我們對手有瑕疵的且錯誤百出的原則及辦法，有時為他們的價值觀捨棄我們自己的價值觀。我們以火攻火，卻從未想過火較易被水撲熄。這個方法失敗了，越南(Vietnam)是它智能與道德缺乏的最佳範例。但經由錯誤，我們現在找到回到我們原則與價值觀的路徑，而且我們再次找回我們失去的信心。
從歷史來說，我們國家的200年很短，而我們的興起對世界的盛史更短。從1945，當歐洲與 舊國際秩序衰敗。在此之前，美國通常都在國際事務的邊緣。但從此開始，我們無可避免地成為國際事務的中心。
在這段時期，我們的 政策由兩條原則所指引：一種蘇聯的擴張幾乎是無法避免的，但必須加以控制的信年，以及其相對應信念：一個在大西洋兩側非共產國家接近獨占聯盟的重要性。 彼 系統不可能永不改變。歷史演變已弱化其根基。即使競爭更加激烈，與蘇聯相衝突的聯合危機已漸漸淡化。
越戰產生了深刻的道德危機， 損傷世界對我們自己的政策和我們生活的 系統的信任，一種信心危機，其甚至被我們一些領袖隱藏的悲觀主義變得更加嚴重。
在一個比一個世代還短的時間裡，我們看到世界戲劇話的轉變。大部分人們的日常生活及志向已有所轉變。 殖民主義已瀕消逝。新的國家意識現在存在於上一代時所形成的近100個新國家中。知識變得更加的廣泛流傳。志向更高了。更多的人從傳統束縛中鬆脫，故更多人在他們生命中的第一次，決定得到社會正義。
世界仍然為意識形態的爭執所分裂， 為區域性衝突所支配， 且被我們不能不使用暴力或不形成主要軍事力量來解決種族和貧富之間的差距的危險所威脅。我們不能再分開戰爭與和平的傳統議題和新正義、平等與人權等全球性問題。
這是一個新的世界，但美國不應怕它。這是一個新的世界，而我們應協助它的成形。這是一個新的世界，呼喚新的美國外交政策──此政策以其價值觀不變的合宜，以及我們歷史眼光的樂觀主義為本。
我們不可再有僅為工業國家為全球穩定性為主的政策，但我們必須對這政治上正在甦醒的世界的新現實有所反應。
我們不可再期待其他150個國家會遵循強者的獨裁，但我們必須持續──有信心地──努力地激勵、說服、以及領導。
我們政策必須反應我們的信念，世界可以期望比單純求生更多，和相信尊嚴與自由是基本靈性上的需求。我們政策必須塑造一個會持續得比秘密交易更久的國際系統。
我們不能以操弄的手法制定這種政策。我們的政策必須是開放的；它必須是公正的；它必須是有建設性的全球性涉入之一，建立在5點基本原則之上。
從去年1月我已經試著使美國人民清楚這些論點。讓我回顧我們所做的並討論一下我們想要做的。
第一點，我們重新確認美國對人權的承諾為我們外交政策的基本宗旨。於血統、宗教、膚色、祖籍與文化背景，我們美國人是一個世上罕見的多樣化國家。沒有神秘的血緣或是土地將我們聯繫在一起。讓我們連繫在一起的，也許比別種事物更有力的，是對人類自由的信念。我們要讓世界知道我們國家所代表的不只是經濟繁榮。
這不表是我們可以使用嚴格的道德準則來執行我們外交政策。我們活在一個不完美的社會而它將永遠會是不完美的──一個複雜又困擾的世界且它將永遠會複雜又困擾的。
我完全了解道德勸告的限制。我們未嘗持有改變會來得輕易或快速的幻覺。但我也相信低估言語的力量和言語具體化化的理想的力量，是錯誤的。在我們的歷史裡，這種力量從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到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美國夢」(I Have a Dream)。
在人類性靈的生命中，言語是行動，可能比我們當中的許多人所意識到，我們住在自由表達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國家。極權主義國家的領袖對這一點很了解。證據是言語即在那些國家中的反對者所被迫害限制的行動。
然而，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保護個人不受國家獨裁力量的威脅上，有戲劇性的世界性進步。我們若忽視這個趨勢，將會失去在這世界上的影響力與道德權威。領導將須再次取得我們曾有的高度道德水準。
偉大民主不是因為我們強大且富足。我相信我們強大、具影響力且富足，因為我們是自由的。
在現今世界上，於自由國家與極權國家中，有一個令人關注以人類自由為主題的議題，即人權。而且我相信我們在這個國家中理應保持那討論、那辯論、那主張延續下去。沒有其他國家像我們一樣有資格作為楷模。我們有我們的短處及過失，但我們應持續並勇敢地爭取，以確保我們正當地自豪我們所擁有的。
第二，我們謹慎推動，強化我們民主國家之間的連繫。在我們最近於倫敦的會議中，我們同意擴展我們的經濟互助，以推廣自由貿易，進而強化世界金融系統，尋求避勉核子擴充的方法。我們為即將來到有關貧困、發展以及全球福利的南北(North-South)問題準備積極的提案。並且我們答應共同努力促進並現代化我們的共同國防。
你可能有興趣知道在這次的NATO會議，於比25年更久以來的第一次，所有會員皆為民主國家。更重要的是，我們全部都重新確認了我們對民主系統的未來基本的樂觀態度。我們有信心的精神在擴散。同心協力，我們民主國家可以一起幫助形成全球合作此一更廣泛的架構。
第三，我們推動促使蘇聯(Soviet Union)與我們共同終止策略性軍事競賽。這種競賽不只危險，而且道德悲哀。我們必須終結它。我知道達到協議並不容易。我們目標在於對兩者都公平，以產生相互的穩定性、等同性以及安全性。我們希望能凍結對武器更進一步的現代與生產，更希望持續實質的減少策略性核武。我們要求對所有核子測試的全面禁止、禁止所有化學戰、無攻擊能力的人造衛星，和印度洋軍事限制。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與所有國家共同邁向最終協議，將核武從我們死亡的軍械庫中完全淘汰。我們將堅持這份努力。
現在，我相信與蘇聯關係會緩和。對我來說，這意味著向和平進一步的發展。但緊張關係的緩和，其影響不應只限於我們兩個國家。我們希望能說服蘇聯，一個國家不能將其社會系統加諸在別的國家身上，亦不能藉由直接的軍事介入或藉由軍力之使用，就如同古巴(Cuban)對安哥拉(Angola)的介入。
合作也代表有義務。我們希望蘇聯會與我們與其他國家一起共同扮演協助開發中世界的一份較大的角色，因為共同協助的努力將會幫助我們在彼此之間建立互信的橋樑。
第四點，我們以謹慎的步驟改善於中東的永久和平機會。經過與相關國家的領袖──以色列(Israel)、敘利亞(Syria)、約旦(Jordan)及埃及(Egypt)──廣泛的諮詢，我們發現一些達到協議的地區，而另一些則朝向共識邁進。這些協調必須繼續進行。
從我自己的公開發言裡，我也試著為三種目前為止很棘手的關鍵議題的討論，建議一個更有彈性的架構：全面性和平的本質──什麼是和平；它對以色列人是何意義；它對他們的阿拉伯鄰居是何意義；再者，安全防禦與國界問題──於國界劃分的爭執如何加以建立，並得到使雙方滿意其國家安全之解決方案；以及巴勒斯坦國土的議題。
美國與以色列的歷史友誼不只賴於兩國之國內政治；它是從我們共有對人類自由的尊重，以及從對永久和平的共同尋求所衍生的。
我們會持續宣導我們所有人所需的解決方案。我們的政策不會被任何中東國家的政權轉變所影響。因此，我們期望以色列和她的鄰國持續為他們之前接受的聯合國決議(United Nations 決議)第242條及第338條約束。
這是也許是自幾近30年前的以阿衝突(Arab-Issraeli Conflict)後，對真誠解決方案最有利的時機。讓這個機會流失，不但可能意味對中東造成災難，也許也將對國際性政治經濟秩序的帶來負面影響。
第五點，即使可能將與我國友邦有些許磨擦，我們試著減少核子擴充的危機，以及遍佈世界的非核武器。
在最近的高峰會議，我們發動國際力量來決定，在減少核子產品將分散到製造炸彈的風險同時，限制核能於和平使用的最好方式。
我們已經為我們的政策完成對軍火轉變的全面審查。在軍火販售方面的競爭有損和平，也會對較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造成傷害。
現為我們國家國策，自然而然我們會尋求減少年度軍火出售所得，以限制先進武器的轉移，並減少我們與外邦共同生產武器安排的程度。同樣重要地，我們現在嘗試使別的國家，無論自由或非自由國家，一起與我們共同努力。
但所有我所形容的只是一個開始。它是一個開始，而直指一個清楚目標：創造一個適合新的快速改變的歷史狀況更廣泛的國際性合作架構。
我們會更密切地與在拉丁美洲、非洲與亞洲的新興國家。當世界權力結構改變時，我們需要他們的友誼與共同合作。
100年前，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說過，我們國家不可存有一半奴隸一半自由公民。我們知道和平的世界不可能長久存有1/3的富人而2/3的人餓著肚子。
大部分的國家和我們的信仰一樣，相信在長期，擴張和平等的交易將最能幫助發展中國家自助，但饑餓、疾病、文盲和壓抑等即時性問題已經發生了。
西方民主國家、OPEC會員國、和已開發的共產國家可以藉由現有的國際性機構提供更有效協助。這是替代戰爭的傑出選項。
我們對與於這半球的其他國家的合作與諮商有特別需求──向北面與向南面。我們不需要其他的口號。雖然這些是我們親近的朋友和鄰國，我們與他們之間的連結是與我們為這個世界所創造的平等連結是相同的。我們將會視他們為全球性、地區性與對等性關係的嶄新、遍佈世界的多元文化。
重要的是，我門循序漸進地平常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視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為我們全球政策的中心元素，中國則為全球和平的關鍵力量。我們希望能夠與具創造力的中國人民一起合作解決所有人類都需面對的問題。而且我們希望可以找到一個可以彌合間隔我們之間的困難的一帖良藥。
最後，讓我這樣說，我們承諾為南非的危機提供一個和平解決的方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為政治秩序的基礎的時代已經來臨，同時意識到在民主系統中，非主流的權利也必須加以保護。
為求和平，改變必須馬上有所行動。美國堅決與我們歐洲盟友和相關的非洲個國一起有所做為，為南非社會快速且進步的改變塑造協調的國際性架構，以及幫助保護它不受未經授權的外界干擾。
讓我以摘要來下這樣的結論：我們的政策是以美國角色的歷史觀點為主的。我們的政策從全球改變較大的視野所衍生的，我們的政策根植於我們的道德價值，而其永不改變。我們的政策為我們的物質上的富足與我們軍事力量所強化，我們的政策是設計來服務人類的。而我希望這將是一條讓你們驕傲身為美國人的政策。
Source: Jimmy Carter,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immy Carter, vol.1 (1977), 954.
回目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