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這些事可能在任何地方發生：

-- 一個女人與珍貴無價的手工藝品一起失蹤。

-- 偶然的射擊變成預謀槍殺。

-- 保險詐騙必會被揭露。

-- 一個無辜者被控兇殘謀殺。

若說，由麥基•史必連（Mickey Spillanes）、約翰•麥當勞（John D. MacDonalds）與戴許爾•漢墨茲（Dashiell Hammetts）等早期美國推理小說家所塑造的犯罪打擊者，是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榭爾絲（Dorothy L. Sayers）等歐洲作家塑造的經典業餘與專業偵探角色的老舊版，那麼今日美國小說中的警探角色可說呈現出更多隱藏深意：角色與「地方」的協調性。

在湯尼•席勒曼（Tony Hillerman）的犯罪小說中，以上所提到的無價之寶正好是北美阿納薩奇文化（Anasazi）出土的壺，辦案者則是兩位具有納瓦霍族（Navajo）血統的警探。

在羅伯•帕克（Robert B. Parker）在小說中，偶然射擊的發生地點則在波士頓充斥犯罪的住宅區，案件由帕克筆下創造出來的一位城市警探負責調查。

發生在自然天災與生態危機之後的保險詐騙是貪婪之網的一部份，這是佛羅里達作家希亞森（Carl Hiaasen）的喜劇驚悚小說中不斷出現的主題。

在墨斯利（Walter Mosley）最新一系列驚悚作品中，謀殺調查案件裡的「無辜者」是名為易希•羅林斯（Easy Rawlins）的城市業餘偵探。

與以往小說相較，不論在背景、觀點與關注事物上，警探故事皆轉變為深具區域特色。過去有許多推理小說作家，如加州作家羅斯•麥當勞（Ross Macdonald）與漢墨茲、佛羅里達州小說家約翰•麥當勞、城市街頭作家如史必連與新英格蘭小說家約翰•馬奎德（John P. Marquand），後者創作了一系列打擊犯罪情節，主角是一位備受尊崇的亞洲偵探Moto先生。較早期的小說焦點都放在內在想法上，特別是犯罪心理。雖然今日許多推理小說仍著重此點，但近來不少小說家的焦點已轉變朝外在描述發展，故事佈局著重廣大的時地背景。

現在已沒有陳年老套的偵探角色，推理作家也不再拘泥於傳統寫作方式了。

因此，與過去相較，讀者更能以作家設定的特別區域背景來辨識他們的作品。他們透過席勒曼書中的兩位納瓦霍族警探喬•利普宏與吉姆•齊，希望從故事中獲得刺激感，同時學習到美洲原住民文化與其文化保存。面對發生在佛羅里達州的風暴與陰謀，致力於不同事物的保存維護（環境方面），是驅使希亞森毅然決然在小說中將「好人」與惡棍做出明顯區分的原因。至於希金斯（George V. Higgins）與伯克（James Lee Burke）角色的語言模式，還能脫離得了波士頓與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特色嗎？

具德國血統的席勒曼曾在新墨西哥州擔任新聞記者並曾任新聞學教授，後轉而從事小說寫作，由於他對美洲原住民文化的熱情，自然會以四分之一世紀前的地方做為小說背景。跨界文化驅使著他的好奇心，描寫地方景致的機會因此隨之而來。對人口更多的文化所知有限，他深為此所困擾，他在一次訪問中表示，他想要證明古老的風俗仍相當活躍，並且與我們現在的生活習性密切相關。

春天時，積雪場的雪融化百里遠流至裘斯卡山脈，融雪積成的小溪沿著許多遺跡流竄。在夏末暴風雨季，水位上上下下，有時是潺潺涓流，有時是滾滾洪流，使得大卵石劇烈翻動。秋天時溪水乾枯。溪中的生物只能在湧泉的壺洞中找到水。站在壺洞上頭的沙岩上，利普宏警探可以看到艾特西提提過的諸多遺跡中的第二個遺跡，事實上是兩處遺跡。

洛杉磯東南區充滿棕櫚樹與貧民窟，整齊的小草坪是由被解放的黑奴後代與遭屠殺的印地安人後代所照料。景色美麗狂野，這是一個充滿失落種族的國度，這些不被重視的人從未出現在報紙或電視上。你或許閱讀過關於自由請願者的資料，你或許聽過笨拙的商店搶案（假如一個白人受了傷），但你從未聽過湯米•瓊斯（Tommy Jones）栽種出世界上最大朵的玫瑰，或是菲歐娜•羅伯茲（Fiona Roberts）憑著上帝精神的指引，正面迎戰三個武裝歹徒拯救了她的鄰居。

墨斯利的羅林斯系列驚悚小說，書名中都有顏色（穿藍色衣服的惡魔、黑貝蒂、白蝴蝶、紅色死亡、小黃狗），他是一位社會深入觀察家，特別是1950年代戰後太空產業蓬勃時期的洛杉磯瓦特茲區與其他地區的非裔美國人生活經驗，那是一個充滿機會的時代。這個世界遠不同於錢德勒（Raymond Chandler）的好萊塢，就如錢德勒的優雅偵探主角馬洛（Philip Marlowe）不同於易希•羅林斯一樣，作家特意探索他年輕時代記憶中的東南區鄰近區域，而非他偶而才探訪的洛杉磯其他區域。至於不公平與潛力間的矛盾情況，則使得他的作品更具可看性。如同他一年前在訪問中提到，洛杉磯「永遠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地方—探索你身邊的人們以及你自己」。

席勒曼、希亞森、伯克與墨斯利反映了環境的效力普遍存在於推理寫作中。而且，如同當代作家福特（Richard Ford）與麥卡錫（Cormac McCarthy），許多作家展現他們的能力來傳遞地方感，甚至是當他們離開家鄉勢力範圍時。席勒曼和以波士頓為犯罪小說寫作背景的作家希金斯，當他們設定華盛頓特區為情節橋段或整部小說的背景時，創造出類似的效果；李歐納得（Elmore Leonard）更以地方呈現大師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與奧哈拉（John O'Hara）為典範，將作品的背景設定從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延伸到佛羅里達、紐奧良與洛杉磯等地。

同樣地，墨斯利（1995年中曾暫時拋下易希•羅林斯，轉而寫作非典型小說《RL的夢》）打造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背景是在紐約市，一位非裔美國藍調音樂家在癌症死前快速地細數他的一生。相反地，西班牙裔美國小說家安納亞（Rudolfo Anaya）在1995年創作的第一本推理小說《紀亞夏天》（Zia Summer）與1996年九月的《里歐格蘭帝秋天》等作品中，卻充滿新墨西哥州的老傳統。而雅列希（Sherman Alexie）這位具天賦的美洲原住民小說家，不久前才創作第一本驚悚小說《印地安殺手》（Indian Killer），內容主要描述與原住民議題相關的連續謀殺犯事件。

無論現今的犯罪小說家將地點背景設定為流動式，如李歐納得，或是葛蕾芙頓（Sue Grafton）只以一處地方為背景，例如她系列小說中的私家偵探琴西•米爾宏（Kinsey Millhone）在南加州海灘社區辦案，他們作品中所傳達的地方感皆深深為讀者所讚賞，讀者會注意到如伯克作品中呼喚的那種環境與人類行為間的關係。即使這種氛圍以社會學角度來看是沈重而非表面上顯示的迷人，不過其中總是存在著各種可能性及墨斯利所提到的自我探索。

半世紀之前，海明威透過他小說《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其中一個角色宣告：「這世界是美好的，值得我們為它而戰。」

許多美國犯罪小說家將同意這樣的看法。

《美國社會與價值》，美國新聞總署電子期刊第1卷第10期，199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