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美国典型电影？不用我说，全世界的人一定都晓得。美国影片在大家的印象里一定有炫目无比的特效及奢华耀眼的背景装置，每一部电影都在在反映出美国生活富裕的景象。此外，美国电影特别喜爱步调快速的动作系列，以及由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且穿着无懈可击的好莱坞巨星以足智多谋的角色颂扬美国英勇事迹。至于他们制作的爱情电影总是划下完美的句点，经常呈现超乎现实的浪漫情怀。

美国电影在过去15年间，以高科技及惊险动作为噱头的《不可能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及以严肃探讨人性及充满痛苦迷惘的《美国心玫瑰情》(American Beauty)与《时时刻刻》(The Hours)，都是美国的代表性电影。好莱坞历年来的流行佳作很显然都是以12岁男孩的喜好为标准，而像是《天人交战》(Traffic)、《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心灵角落》(Magnolia)及《心的方向》(About Schmidt)这类复杂难懂的电影则是以成人为目标市场。当代美国电影最卓越非凡的特质就是多元化，他们竭力探究现代美国社会及心理层面的生活，同时他们还能以艺术技巧结合娱乐。

「铁达尼号Titanic」及美国流行文化的神话
不过，典型好莱坞电影已经根深蒂固。1998年我在德国担任客座教授时，经常在欧洲各地教授美国电影，且听众的反应通常相似。举例而言，我向比利时布鲁塞尔、德国柏林或西班牙巴塞隆纳的中学教师发表演说时，我通常会问现场有多少人看过《铁达尼号》(Titanic)，大约有一半的老师会心不甘情不愿地举手，而且他们还会环顾四周看看是否还有其它人也跟着举手。他们难为情是因为他们虽贵为欧洲教师，却也无法抵挡好莱坞电影的迷人魅力。

当我问他们为什么想看《铁达尼号》(Titanic)时，他们通常会回答说他们希望能深入了解他们学生或子女的通俗兴趣。也有人说他们会去看这部耗资美金两亿行销宣传及投射青少年幻想的惨绝人寰悲剧纯粹是因为好奇心作祟。没有一位教师承认他们会去看《铁达尼号》(Titanic)是因为他们听说这部影片拍得很好，甚至可以称得上是艺术极品。

这些教师也许不自知，事实上将近一世纪以来他们都习惯批评美国大众文化，尤其是美国电影。自20年代起，不论是美国国内或国外的人都被告知好莱坞作品对他们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且根据高雅文化(菁英阶层)的价值判断，美国电影简直是轻率无礼、肤浅草率、空虚愚蠢且幼稚可笑的代表，最糟的是，美国电影还是以商业化运作。美国电影就像是美国生活里其它的用品一般，它只是一项不断地当成商品出售及推销的消耗品，无异于洗洁剂及洗衣机。

难怪那些教师会因为看过《铁达尼号》(Titanic)而感到内疚，也难怪他们会表现出一副暂访贫民窟的不得已之情。他们并未沈醉于李奥纳多•狄卡皮欧(Leonardo DiCaprio)的翩翩风采，这也绝非他们来看《铁达尼号》(Titanic)的目的，他们甚至认为这部电影十分荒谬。他们也提到观众认为美国专门制作博君一笑的电影，且它的笑点不分国籍都能领悟。是的，美国电影就是希望能让大家能专心享受电影的乐趣而不要觉得浪费时间在电影这种毫无意义的琐事上。

60年代及70年代的美国电影
尽管长久以来大家对好莱坞电影有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还是应该回顾那些曾让全球民众关心争议的电影，因为这些一针见血道出他们个人困境或社会难题的电影就是源自美国。从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结束，美国电影制作人经历的是一场非凡的文艺复兴运动。不过美国导演在其余时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他们是以全球所有观众的经历与价值为中心塑造出他们的电影。

电影文艺复兴的其一动机为反文化现象的出现，让好莱坞主要制片厂对何种类型电影能卖座不再有把握，也无从得知60年代年轻一辈的新观众真正想看的电影。于是好莱坞制片厂便决定暂时开放让有想法的人来制作电影。于是好莱坞成为一群想制作欧洲风格电影且聪颖古怪的导演之天下(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及伍迪•艾伦[Woody Allen])：他们主要是制作研究人性的电影，没有传统常见的小说情节或线性叙事，反而增加大量的风格体系。从1967年导演阿瑟•佩恩(Arthur Penn)的电影《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开始，美国电影界便流行一种即兴创作及自传式电影，这种电影对那些反对越南战争及美国梦破碎的大学生及青年特别具有吸引力。这类型电影包括麦克•尼可斯(Mike Nichols)的《毕业生》(The Graduate)；萨姆•皮金巴赫(Sam Peckinpah)的《不法集团》(The Wild Bunch)；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的《逍遥骑士》(Easy Rider)；彼得•博格达诺维奇(Peter Bogdanovich)的《最后一场电影》(The Last Picture Show)；罗伯•拉菲尔森(Bob Rafelson)的《五只歌》(Five Easy Pieces)；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教父一、二集》(Godfather (parts I and II))、《对话》(The Conversation)与《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美国风情画》(American Graffiti)与《星际大战》(Star Wars)；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大白鲨》(Jaws)与《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的《花村》(McCabe and Mrs. Miller)与《纳什维尔》(Nashville)；马丁•斯科西斯(Martin Scorsese)的《残酷大街》(Mean Streets)与《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亚伦•帕库拉(Alan Pakula)的《大阴谋》(All the President's Men)；保罗•莫索斯基(Paul Mazursky)的《婚外情》(An Unmarried Woman)；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安妮霍尔》(Annie Hall)与《曼哈顿》(Manhattan)；鲍勃•福斯(Bob Fosse)的《酒店》(Cabaret)与《爵士春秋》(All That Jazz )以及70年代最痛苦曲折的电影－迈克尔•西米诺(Michael Cimino)的《越战猎鹿人》(The Deer Hunter)。

这些电影投射出美国寂寞孤单、阴谋腐败、心灵创伤及生死攸关的一面。尽管他们是以悲观忧郁的观点看待美国生活，然而他们制作出来的电影却仍充满机智风趣和非比寻常的生气勃勃，这些完全不像好莱坞出身的明日之星华伦比提(Warren Beatty)、达斯丁•霍夫曼(Dustin Hoffman)、劳勃•狄尼洛(Robert De Niro)、艾尔•帕西诺(Al Pacino)、杰克•尼克逊(Jack Nicholson)、金•哈克曼(Gene Hackman)、费•唐娜雯(Faye Dunaway)、吉尔•克莱布格(Jill Clayburgh)与梅丽•史翠普(Meryl Streep)即是让美国电影闪闪发光、生气蓬勃的关键人物。

好莱坞与冷战结束
80年代期间绝大多数的电影创造力似乎消逝崩溃。甚至当华盛顿及华尔街菁英向往叱咤风云的这10年间，最令人难忘的电影不是席维斯•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与阿诺•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的特效奇幻剧，而是《大审判》(The Verdict )及《温馨接送情》(Driving Miss Daisy)这类低成本且令人动容的温馨感人剧，它们均带有意想不到的洞察力及普通人获得胜利的喜悦，成功改变一般人对美国独霸全球权力及财富的印象。

仅管60年代展开越战且世代与文化产生剧变，美国生活在此期间仍蒙上冷战严酷无情的阴影。但是至少美国及苏联都富有外交手腕且了解意识型态游戏，双方都不愿意采取可能威胁到彼此国防意识的冒险行为。然而在1989年随着冷战结束事情也有了变化，美国人开始觉得他们是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强权。矛盾的是，美国人也发现他们生活在道德岌岌可危与政治危机中，因为这些仇美情绪的恐怖份子是完全无国家边界或道德约束的概念。.

当代美国电影
为了抛开冷战的阴影，美国人在1989年后对各式电影都感同深受。美国电影制作出现两项显著的趋势，且昔日电影是提供灵感的最佳来源。其一趋势为满怀热情地(像是昆丁•塔伦提诺[Quentin Tarantino]、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柯恩兄弟[Joel and Ethan Coen]、及卡麦隆•克洛威[Cameron Crowe]这些年轻一辈的导演)恢复制作60年代与70年代不落俗套且以性格为导向的电影。以下这些电影就是这股趋势的代表作：《性、谎言和录像带》(Sex, Lies, and Videotape)、《黑色追缉令》(Pulp Fiction)、《刺激惊爆点》(The Usual Suspects)、《冰雪暴》(Fargo)、《铁面特警队》(L.A. Confidential)、《失恋排行榜》(High Fidelity)与《天才一族》(The Royal Tenenbaums)。所以以美国表演事业的多重叙事及嘲讽剖析上而言，美国编剧兼导演的保罗•托马斯•安德森(Paul Thomas Anderson)编导之《心灵角落》(Magnolia)使我们联想到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的《纳什维尔》(Nashville)，而罗柏•马歇尔(Rob Marshall)的《芝加哥》(Chicago)似乎是鲍勃•福斯(Bob Fosse) 《酒店》(Cabaret)的缩影，可以说舞台艺术反映的就是现实生活。此外，美国导演希望追忆60年代的传统，重温60年代的复古风，可从《火线追缉令》(Seven)、《斗阵俱乐部》(Fight Club)、《穆荷兰大道》(Mulholland Drive)、《美丽境界》(A Beautiful Mind)与《白夜追凶》(Insomnia)这些电影里看到饱受折磨的灵魂其予人深刻印象且似恶梦般的恶性循环。

另一项趋势似乎更具”返祖现象atavistic”：美国人渴望重温早期美国以史诗为主题的作品及老式的说书模式，希望能重振《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或《卡萨布兰加》(Casablanca)的道德必然性。詹姆斯•卡麦隆(James Cameron)的《铁达尼号》(Titanic)及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的《抢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就是道德重整趋势下的最佳代表影片，不但制作超群绝伦，且影片赋予的启示积极正面：在生活中经历许多艰苦教训后仍对未来保持信心与希望。

但是因为受到60年代及70年代电影的影响，90年代与21世纪前10年美国电影所刻画的社会是反文化的电影制作人与观众群以及未明朗化的反战运动。电影《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的结尾，邦妮(Bonnie)问克莱(Clyde)如果重来一次他希望过怎样的生活，克莱(Clyde)回说他会选不同的州抢劫银行。观众在听到男女主角双方略带讽刺意味的问与答有可能会心一笑。这部影片就完全没有希望可言，只剩下等待末日审判的无言以对。相较于《黑色追缉令》(Pulp Fiction)与《铁达尼号》(Titanic)，这两部片除了主题与情感表现不同以外，都对未来保持信心且重申美国独特见解－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

过去15年的电影也出现几位与60年代及70年代以非正统为象征的演员完全相异的新一代演员。像是凯文•史贝西(Kevin Spacey)、罗素•克洛(Russell Crowe)、布莱德•彼特(Brad Pitt)、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麦特•戴蒙(Matt Damon)、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法兰西丝•麦多曼(Frances McDormand)、葛妮斯•帕特洛(Gwyneth Paltrow)及茱丽安•摩尔(Julianne Moore)这些不同于经典好莱坞明星的演员，却与他们杰出卓越的前辈一样提供生动活泼并散发个人气质的表演。当然也不同于好莱坞古典时期以表现自己为主的偶像明星如卡里•格兰特(Cary Grant)、约翰•韦恩(John Wayne)、贾利•古柏(Gary Cooper)、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伊莉萨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一般，现代美国演员的个人形象不再清晰鲜明，反而能随着各种不同型态的电影转换角色。
虽然他们的电影都是由好莱坞出资拍摄，但是它们不跟随时尚主流创造出的独特风格，证明美国电影制作的丰富多元。选择不拘一格的其中一项重要因素为小型、半独立制片厂带来的冲击，像是专门制作或宣传前卫电影的新力经典影片(Sony Pictures Classics)及梦工厂(DreamWorks)。至于米拉麦克斯影业(Harvey Weinstein of Miramax)则是发扬美国创新电影及外语影片最有影响力且最成功的独立片商。

世界电影巨头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可以说是60年代与过去15年电影的关键人物。温斯坦(Weinstein)成长于60年代，他从小就非常倾慕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及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作品。当温斯坦(Weinstein)在1979年成立米拉麦克斯影业(Miramax)时，他就希望能制作他年轻时仰慕的影片类型，这也是他终身努力的目标。米拉麦克斯影业(Miramax)也将许多外语片如《乱世浮生》(The Crying Game)、《新天堂乐园》(Cinema Paradiso)、《邮差》(Il Postino)、《美丽人生》(Life Is Beautiful)与《巧克力情人》(Like Water for Chocolate)引进美国，希望能让只付费看好莱坞电影的美国人也能欣赏这些国外卖座影片。不但如此，温斯坦(Weinstein)也提供基金及灵感协助制作近几年的杰出美国电影：《性、谎言和录像带》(Sex, Lies, and Videotape)、《黑色追缉令》(Pulp Fiction)、《英伦情人》(The English Patient)、《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意外边缘》(In the Bedroom)、《如时时刻刻》(The Hours)、《芝加哥》(Chicago)以及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呕心力作《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

我绝对肯定制作人、导演或演员的信念与贡献对电影的重要性，然而当代美国电影与60年代及70年代影片的共同之处除了艺术目的以外就是竭尽所能地吸引观众。不过这样的雄心壮志并非只限于美国导演，无论这些才华洋溢的导演是哪个国籍－查理•卓别麟(Charlie Chaplin)、奥森•韦尔斯(Orson Welles)、亚佛烈德•希区考克(Alfred Hitchcock)、约翰•福特(John Ford)、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弗朗索瓦•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与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他们都深知娱乐与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
所以当美国电影成为商业化企业时，希望制作获益电影及渴望制作独创性与挑动感官的电影之间就完全不会产生抵触。的确，以市场导向(market-driven)诉诸情感与电影迷沟通即可同时刺激艺术发展。因此过去40年间最令人难忘的美国电影，不管是《教父》(Godfather)还是《时时刻刻》(The Hours)，都是成功商业化且兼具电影艺术特质的代表性作品。.

美国电影大学
至于现代美国电影之所以能傲视群雄就是因为他们拒绝用社会讯息恫吓观众。美国电影通常着重在人际关系及个人感受上，并未强调特定时间及地点的疑难杂症。他们讲述爱情小说(《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失恋排行榜》(High Fidelity))、阴谋情节(《刺激惊爆点》(The Usual Suspects)、《铁面特警队》(L.A. Confidential))、成功与失败(《芝加哥》(Chicago)、《美国心玫瑰情》(American Beauty))、道德冲突(《黑色追缉令》(Pulp Fiction)、《惊爆内幕》(The Insider))及生存之道(《铁达尼号》(Titanic)、《抢救雷恩大兵》(Saving Private Ryan))。这些电影某种程度上是反映出传统美国人秉持个人中心性的信念。

但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其它国籍的人，都曾在日常生活中全力以赴对抗以上这些进退两难的困境。也因为如此，欧洲人、亚洲人及拉丁美洲人才会争相欣赏现代美国电影，他们并不是因为这些电影称颂赞扬美国政治机构或它的经济价值而趋之若鹜，而是因为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观众可以从好莱坞其挚爱与得失的戏剧故事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平凡生活而感同身受。所以这些外国影迷就如同许多其它地区的20世纪人民，在表达反对美国政治的同时也欣然接受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美国文化。